唐中宗以后，宦官日益得势。玄宗时，多至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抬上五、四、三品高位。以杨思勋、高力士最为显赫一时。比如杨思勋就被授予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再如高力士，曾经手阅处一应进奏文表，文表所奏事项，他甚至有权自行处理，只有遇到大事方才报告皇帝。唐朝有名的将相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都是走高力士的后门才爬上去的。
诗人杜甫看透了“开元盛世”掩盖下的这些腐败现象，在诗中逼真地描摹萤火虫的光影形状，诗人借咏萤火虫而讽刺宦官。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句写萤火虫本质下贱，不敢在太阳下飞行的阴暗心理。“腐草出”就已经极不体面，作者又巧妙地在句首加上一个“幸”字，则显出即就是那肮脏发霉的腐草，萤火虫也只有遇到侥幸的机会，方能从中出生。另外，古代在皇宫中当宦官的人，入宫前必须接受“腐刑”（也叫“宫刑”，即男子去势）。这第一句中的“腐草”，正足以启人联想到受过腐刑的宦官。
三、四句以“未足临书卷”否定可以照人读书的传说，写萤火虫成事不足；“时能点客衣”说专以玷污别人为能事，写萤火虫败事有余。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句写萤火虫通常活动情形：它那微小的躯体，常在慢帐外随风飘荡，或在林边树下带雨挣扎。“随风”有本无根基，借势飘游的意思；“带雨’’有在将死前强作挣扎的意思。“隔慢”“傍林”写它欲潜藏形迹； “小”、“微"二字写形体，也写其本质。
最后“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两句写萤火虫不久将自行消灭，表达了作者对结束宦官专权制度的强烈愿望。
这首诗引用了两个民间传说，一是民间传说珍珠的育成与月的盈亏有关，月圆之时蚌则孕珠；二是民间传说月由七宝合成，人间常有八万二千户给它修治。这样借传说咏月，又为中秋之月增添了神话的色彩，使中秋之月更为迷人。
铁瓮城高耸入云，邻近青天，百尺高的望海楼好像飞上了铁瓮城与青天相连。挥毫赋诗时江水携带着涛声流到了笔下，不禁想起了三峡，举杯豪饮时点点帆影映入了酒杯，令人思念六朝。一阵阵号角声好像催促太阳落山，江面上无缘无故升腾起白色雾气。坎坷的往事忽然涌上心头，哪里的景色能让我赏心悦目呢？不论面对春风还是面对秋月，我的心头却感到茫然。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