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九章,一、六、八、九四章七句,二、三、四、五、七五章五句,句式参差错落,自然活脱,使人没有板滞、臃肿之感,在雅颂篇章中是颇具特色的。
就诗的内容来看,全诗可分两大部分。一至五章,主要就宫室本身加以描绘和赞美;六至九章,则主要是对宫室主人的祝愿和歌颂。
第一章先写宫室之形胜和主人兄弟之间的和睦友爱。它面山临水,松竹环抱,形势幽雅,位置优越,再加兄弟们和睦友爱,更是好上加好了。其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二句,既赞美了环境的优美,又暗喻了主人的品格高洁,语意双关,内涵深厚,可见作者的艺术用心。接着第二章说明,主人建筑宫室,是由于“似续妣祖”,亦即继承祖先的功业,因而家人居住此处,就会更加快乐无间。言下之意,他们的创举,也会造福于子孙后代。这是理解此诗旨意的关键和纲领,此后各章的诗意,也是基于这种思想意识而生发出来的。以下三章,皆就建筑宫室一事本身描述,或远写,或近写,皆极状宫室之壮美。三章“约之阁阁,椓之橐橐”,既写建筑宫室时艰苦而热闹的劳动场面,又写宫室建筑得是那么坚固、严密。捆扎筑板时,绳索“阁阁”发响;夯实房基时,木杵“橐橐”作声,可谓绘形绘声,生动形象。正因为宫室建筑得坚固而紧密,所以“风雨攸除,鸟鼠攸去”,主人“居、处”自然也就安乐了。四章连用四比喻,极写宫室气势的宏大和形势的壮美,可说是博喻赋形,对宫室外形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的丰富想像力。如果说,四章仅写宫室外形,那么第五章就具体描绘宫室本身的情状了。“殖殖其庭”,室前的庭院那么平整;“有觉其楹”,前厦下的楹柱又那么耸直;“哙哙其正”,正厅是宽敞明亮的;“哕哕其冥”,后室也是光明的。这样的宫室,主人居住其中自然十分舒适安宁。
由此可见,作者在描绘宫室本身时,是由大略至具体、由远视到近观、由室外到室内,一层深似一层、逐步推进展现的。它先写环境.再写建筑因由,再写建筑情景,再写宫室外形,再写宫室本身,犹如摄影机一样,随着观察点和镜头焦距的推移,而把客观景象有层次、有重点地摄入,使读者对这座宫室有了一个完整而具体的认识。更突出的是,每章都是由物到人,更显示出它人物互映的艺术表现力。
此诗后四章是对宫室主人的赞美和祝愿。六章先说主人入居此室之后将会寝安梦美。所梦“维熊维罴,维虺维蛇”,既为此章祝祷的中心辞语,又为以下四章铺垫、张本。七章先总写“大人”所占美梦的吉兆,即预示将有贵男贤女降生。八章专说喜得贵男,九章专说幸有贤女,层次井然有序。当然,这些祝辞未免有些阿谀、有些俗气,但对宫室主人说些恭维的吉利话,也是情理中事。
从第八、九章所述来看,作者男尊女卑的思想是很严重的。生男,“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而且预祝他将来为“室家君王”;生女,“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而且只祝愿她将来“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男尊女卑,对待方式不同,对他们的期望也不一样。这应该是时代风尚和时代意识的反映,对后人也有认识价值。
总观全诗,以描述宫室建筑为中心,把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都能做到具体生动,层次分明,虽然其思想价值不大,但在雅颂诸篇中,它还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在现存的词作里,严仁有词三十首,其中一半以上写闺情。“闺情”,在唐宋词里是写作量占多数的一种题材。这种词的表现手法多样,或雕琢,或白描,但有创意,新颖别致的倒为数不多。而本词却有其独到之处。
本词采用常见的上景下情的写法。但其写景却在动与静对比的同时,用暗示衬托出思妇的情怀。小园内春光烂漫,杂花竞放,但思妇的视线却只有小园西畔的一片荠菜花,此时荠菜开出繁密的白色小花,引来许多上下纷飞的蝴蝶。“繁”和“乱”是以荠菜花和蝴蝶的形态和活动反映出春事已深。“只在”两字暗示春风仅仅在园中停留,却不光顾寂寞的深闺
荠菜本是可食之野菜,而她无心踏青挑菜,以致听任荠菜长得遍地都是:“花繁”,不仅形容荠菜长得茂密,又从另一角度暗示了思妇因思春而无意游赏的心情。
词人借思妇的目光,将关注点转移到池塘和花径上。“冰池”指水面光洁如冰,莹澈清碧。“照还空”,形容冰池在阳光之下显得透明无比。“香径”写落花堆满小路,送来阵阵芳馨。“吹已断”,是说枝头花瓣都已被风吹落在地。从这一泓碧水、一条花径的静景场面中,衬托出思妇幽闺寂寞、尽日凝望的神态。这种以写景为主而景中有情的写法,过渡到下片抒情,使得全词融为一体。
下片所写的相思之情,主要是以间接而曲折的手法来反映的。游丝,是飘荡于空中的昆虫之丝,说“恨游丝短”是用以反衬自己情意之长。由于相思而日益消瘦,亦不直接说出,只用“罗带缓”来暗示。
这种写法在《古乐府歌》:“离家日已远,衣带日趋缓。”中有表现。《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亦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之句,不过前者是游子口吻,后者是思妇之辞。这里间接地刻画出由于离别日久相思不已而渐趋消瘦的思妇形象。
结尾两句设想新奇,以构思别出心裁而为人称道,是承上面“罗带缓”而进一步悬拟他日归来相见时的情景。这样的手法更显示出相思之苦。词人并未使用直接诉陈因怀人而憔悴之语,而是曲折地说:梳妆匣里的圆镜不会欺人,待你归来之日可以看到思妇消瘦的容颜。这种间接的写法看似痴语,其实是至情的流露。本词运用反衬、暗示、间接等手法,使词意婉转层深,独具韵致。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