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带三川拆，天含万国愁。
鸟云知圣没，龙驾想神游。
厚禄将无报，惭恩更白头。
地带三川拆，天含万国愁。
鸟云知圣没，龙驾想神游。
厚禄将无报，惭恩更白头。
此词以凄婉温润的笔调，抒发伤春情怀的同时，流露出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深切慨叹和惋惜，深微幽隐。
起笔“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写的是：小草上的烟霭迷蒙，花蕊上的露珠微颤。这两句表面看来都是写外的景象，但内含的却是极锐敏的感受。“愁”字和“怯”二字，表现了作者极细腻的情思，且与细密的对偶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那细草烟霭之中仿佛是一种忧愁的神态，那幽花露水之中仿佛有一种战惊的感觉。用“愁”来表达烟霭中的感受，用“怯”来描写花晨露中的感受，表面上说的是花和草的心情，实际上是通过草与花的人格化，来表明人的心情。
“凭栏总是销魂处”，收束前两个四字短句，“细草愁烟，幽花怯露”正是愁人靠栏干上所见到的景物。词人只因草上的丝丝烟霭，花上的点点露珠，就“消魂”，足见他情意之幽微深婉。“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为上片结拍。前面由写景转而写人，这两句则是以环境的衬托，进一步写人。“静无人”是别无他人，唯有一个凭栏消魂的词人。“日高深院”之静，衬托着人的寂寥。“海燕双飞”反衬出人的孤独。“时时海燕双飞去”意为：海燕是双双飞去了，却给孤独的人留下了一缕绵绵无尽的情思。
过片“带缓罗衣，香残蕙炷”，由上片的室外转向室内，仍写人。这里的“带缓罗衣”，以衣服宽大写人的消瘦，暗示着离别之苦。“香残蕙炷”之“蕙”是蕙香，一种以蕙草为香料制成的熏香，古代女子室内常用。“残”即一段段烧残。“香残蕙炷”写室内点的蕙香，一段段烧成残灰，又暗示着室内之人心绪的黯淡。以香炉里烧成一段一段的篆字形熏香的残灰，比拟自己内心千回百转的愁肠已然断尽，比拟自己情绪的冷落哀伤，也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但作者这里只是客观地写出“带缓罗衣，香残蕙炷”，更见其含蓄。唯其不直说出来，才不会受个别情事的局限，才能给人无限深远的想象与联想。
接着“天长不禁迢迢路”一句为上二句作结，两个对偶的双式短句紧接一个长句，严密而完整。“不禁”是不能阻拦。“天长”与“迢迢路”，结合得很好，天长路远，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阻拦的。“不禁”二字，传达出一种凡事都无法挽回的哀伤，紧接“带缓罗衣”的思念与“香残蕙炷”的销磨之后，更增加了对于已失落者的无可奈何。结句“垂杨只能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以感叹的口吻出之：杨柳柔条随风摆动，婀娜多姿，这多情、缠绵的垂柳，不过是那里牵惹春风罢了，它哪一根柔条能把那要走的人留住？哪一根柔条又能把那消逝的美好往事挽回？这两句中寄托有极深远的一片怀思怅惘之情，象征着对整个人生的的深刻感悟。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