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只用七句话,简洁地叙述了周初三王对周王朝作出的贡献,重点称赞了周成王为完成先王事业所作的努力。全诗七句中有五句赞美成王,只有开头一句涉及天,表现了周人敬天的同时,更重视人为的努力。
此诗开头,祭成王不从祭主入手,却上溯到文、武二王,再追溯到昊天,似乎有些离题。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成王受命于文、武二王,文、武二王又受命于天,所以从天入手,以示成王与文、武二王一脉相承,得天之真命。首二句是全诗的引子,其作用犹如赋比兴中的兴,后五句才是全诗的主体。成王是西周第二代天子,声望仅次于文、武二王,与其子康王齐名,史称“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天下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成王不敢康”,此与《离骚》所说的“夏康娱以自纵”正相对照。“夙夜基命宥密”伸足“不敢康”之意,一正一反,相得益彰。按此句最难理解。《礼记·孔子闲居》有:“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郑玄注:“其,读为基。基,谋也。密,静也。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陈子展《诗经直解》谓“此句旧解唯此郑注较为明确”;《尔雅·释诂》亦曰:“基,谋也。”正与郑注同义。第五句的“缉熙”是连绵词,不应分解,《大雅·文王》有“於缉熙敬止”,《周颂·维清》有“维清缉熙”,《周颂·载见》有“俾缉熙于纯嘏”,都作光明解,兹亦依之。最后一句的“其”等于“之”,“肆其靖之”等于“肆之靖之”,也就是“巩固它安定它”的意思。文王、武王开创的周朝在成王时得以巩固、安定、这就是祭主一生的功绩。
这首诗是写一位深情女子在爱情受到挫折时的愁怨。这挫折乃是薄情郎的负心,这原是一个很古老的主题,而表现这个古老主题的这首小诗,其情景之浑化无迹,意境之高妙优美,却是罕见无比的。
头两句写眼前景色:“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上句写满山桃花红艳艳,下句写江水拍山而流,描写了水恋山的情景,这样的情景原是很美的,但对诗中的女子来讲,如此美景恰恰勾起了她的无限痛苦.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这两句是对景抒情,用的是两个比喻:花红易衰,正像郎君的爱情虽甜,但不久便衰落;而流水滔滔不绝,正好像自己的无尽愁苦。这两句形象地描绘出了了这个失恋女子的内心痛苦。比喻贴切、动人,使人读了,不禁为这个女子在爱情上的不幸遭遇而深受感动。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用江水比拟亡国之痛的深沉悠长,历来被人们称为写愁的名句,其实这正是从“水流无限似侬愁”一句脱胎而来的。
这首诗和前首诗一样,用的也是民歌常用的比兴手法,先写眼前水恋山的景象,然后再用它来作比喻,抒写愁绪,从而形象地描绘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全诗比喻新颖别致,形象感强。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在送别杨绘的诸多词作中,此篇最大的特点是以直抒胸臆为主。只有首尾两句是个例外。首句从当前聚会的场景落笔,说友人阳春白雪一般的清妙的词作在座席中间就一挥而就了。虽然由于杨氏作品的失传,今天已无法欣赏他的原作,但从苏轼的赞美中仍然可以看出其作品的格调高雅以及其人的才思敏捷。这一笔精要的叙写,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友人的才华,为下文作了一个铺垫。接着词人便直抒对友人的爱赏之情:“爱君才器两俱全。”唐人刘肃说过:“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大唐新语·知微》)固然强调了“器识”的重要性,却也说明了才识两全的不可多得。而在词人心目中,友人杨绘却是这种才识两全的人才。这除了出于倾慕友人的才华之外,当然也与在党争中志同道合分不开的(见《宋史》杨绘本传)。“异乡”句则意在暗点节令“重九”,“异乡”杭州,说明它与故乡蜀地的节令风光没有什么两样,似乎流露出认他乡为故乡的亲切感,怅惘与慰藉兼而有之。
下片进而抒写离愁别绪。词人满怀优伤地写道:可恨彼此相聚能有几多时光,这一次分手之后,不知到哪一年才能重逢。字里行间充分表露了对相逢短暂、后会难期的怅恨。这两句是词人向友人直接吐露衷肠,有语浅情深之妙。末句“茱萸子细更重看”,暗用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的诗意,以对带有节令特征的茱萸“重看”这一细节表达了依恋的情慷,并将“明年此会知谁健”这一层意思寄之于言外,暗含着别后对友人怀念的深情。所以此篇尽管在作者的别情词中略嫌平实,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
这首小令,词短情长,语言流丽平易,表达了词人深挚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