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一开头点出登亭。第一句写自下而上望去，西亭高出鸟外，从登前写亭高。第二句写登临后向四周望，身与浮云相齐，从登后写字高。三、四两句开始写登亭后的“观眺”。用山下的点点树影，千村万落和眼前的苍天，脚下的群山烘托“亭高”，并构织出辽远的画面。五、六两句以西亭所见景物。点出登临时的天气。“残虹”、“急雨”，都符合夏末秋初天气特征，从而暗示“早秋”。一“挂”一“过”，一静一动，景象十分生动；而从“陕北”、“关西”两个大的方位来写，尤其符合登高的特点，场面辽远而开阔。七、八两句由远眺写到近观，均从颜色着笔来写，陡峭“青壁”，弯弯“绿溪”，加上“洒榼”、“瓜田”，把山上山下风光写得别有风致。
以上由登亭写到观眺，以下写登亭观跳所感。“微官”两句反映着诗人的不得意，但却出之以放达之语；而诗的最后两句“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才写出真心思：对长安的留恋，其中包含政治上的希望，如“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所反映的显然不单是乡土之情。“望”字也就自然照应了题目“观眺”二字。
这篇作品以“高亭”为观察点，以“观眺”为线索，开头写登亭，接着六句写登亭“观眺”所见，结尾四句写登亭“观眺”所感，层次井然有序。此诗虽为五古，中间写“观眺”六句却两两对偶，上下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构成生动画面。最后两句在上文登高远眺基础上，仍扣应“观眺”二字来写所感，线索清楚，结构完整。
此赋以时间为序展开，先写鹤从仙境降落人间后所见的凄凉景象，然后铺叙鹤美妙的舞姿，最后写鹤不能自由的悲哀。全赋语言灵活多变，情节跌宕起伏，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创作出了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高远的意境。
此赋据其情节发展可分为三层。从开头到“心惆惕而哀离”为第一层，这层写仙鹤禀赋高贵、美丽，却不幸为人所捕缚，而无限悲哀。从“于是穷阴杀节”到“不可谈悉”为第二层。这层首先写鹤从仙境降落人间后所见的凄凉景象，作者这样安排，一是衬托鹤舞的优美，二是说明鹤的悲哀，仙界是那样幽美，人间却如此凄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鹤不禁伤悲。在岁暮萧瑟的背景上，作者笔锋一转，开始精心描绘仙鹤变幻迷离、美妙无比的舞姿：动则“惊身蓬集，矫翅雪飞”、“将兴中止，若往而归”、“奔机逗节，角睐分形。长扬缓骛，并翼连声”；静则“烟交雾凝，若无毛质”。这优美的舞姿，就像一缕温馨的春风，吹进了冷瑟的人间；恰似一股涓涓的清泉，流淌在人们的心田，令人陶醉，令人飘然。仙鹤正因此而受尊宠，然而它满心“哀离”之情。所以最一层紧扣中心，写到：“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惕而惊思”。尽管人们在赞美它，惊服它，“燕姬色沮，巴童心耻”，一切舞乐都不能与它比拟。它可以乘大夫之车，可以使所有的人倾倒。但这种尊宠并不是它的目的。它需要的是能够骋志翱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因而，越是备受尊宠，为人所养，它越感到悲哀。最后，作者用两句韵味深长的话为仙鹤唱了挽歌：“守驯养于千龄，结长悲于万里。”唱出了仙鹤，也是作者无限的惆怅。
在艺术方面，此赋也有其突出特色。
首先，此赋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根据神话传说，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夸张，创造出了优美动人的艺术形象和高远的意境。如写仙鹤的姿质清丽及其信步天庭，自由翱翔的生活，无不充满神奇的幻想：它生活帝乡，游于日域，戏于芝田，饮于瑶池；它有圆润的歌喉，洪姱的修趾，雪白的羽毛；目含丹星，顶凝烟华。这一切并非作者亲见，亦非现实中真有，而是根据传说进行艺术想象、加工创造出的。这种想象给鹤染上了一种神秘的、不同凡响的色彩，使之高雅、美丽、动人。又如写仙鹤的舞姿，作者将历史上所有舞蹈的优美动作集于仙鹤一身，精心地描绘，创造出一种恍若仙界、缥缈迷离的意境，从而突出了仙鹤的形象。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气息，使读者受到了强烈的感染。
其次，此赋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起伏、寓意深刻。开头先写了自由、美丽的仙界，接着突而转到人间，却值冬季岁寒， “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风动天”，这是情节的第一次剧变，这一变化使天上、人间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衬托出仙鹤的悲哀，且影射了现实的无比黑暗。写仙鹤的舞姿，是那样优美动人，可接着转到其心情描写，却是“仰天居而崇绝，更惆惕而惊思”。这又是一次令人未暇预及的波折，这波折是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仙鹤见羁思乡之哀愁，也是作者的无限哀愁。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最后，此赋的语言灵活多变，前后用六字句，中间鹤舞一节用四字句，以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美的语言突出中心的同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