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
韩偓《香奁集》里有许多反映男女情爱的诗歌,这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其好处全在于艺术构思精巧,笔意含蓄。
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间华丽精致的卧室。镜头由室外逐渐移向室内,透过门前的阑干、当门的帘幕、门内的屏风等一道道障碍,聚影在那张铺着龙须草席和织锦被褥的八尺大床上。房间结构安排所显示出的这种“深而曲”的层次,分明告诉读者这是一位贵家少妇的金闺绣户。
布局以外,景物吸引读者视线的,是那斑驳陆离、秾艳夺目的色彩。翠绿的栏槛,猩红的画屏,门帘上的彩绣,被面的锦缎光泽,合组成一派旖旎温馨的气象,不仅增添了卧室的华贵势派,还为主人公的闺情绮思酝酿了合适的氛围。主人公始终未露面,她在做什么、想什么也不得而知。但朱漆屏面上雕绘着的折枝图,却不由得使人生发出“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无名氏《金缕衣》)的感叹。面对这幅画图,主人公不可能不有感于自己的逝水流年,而将大好青春同画中鲜花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思索,更何况而今又到了一年当中季节转换的时候。门前帘幕低垂,簟席上增加被褥,表明暑热已退,秋凉刚降。这样的时刻最容易勾起人们对光阴消逝的感触,在主人公的心灵上又将激起阵阵波澜。诗篇结尾用重笔点出“已凉天气未寒时”的时令变化,当然不会出于无意。配上床席、锦褥的暗示以及折枝图的烘托,主人公在深闺寂寞之中渴望爱情的情怀,也就隐约可见了。
通篇没有一个字涉及“情”,甚至没有一个字触及“人”,纯然借助环境景物来渲染人的情思,供读者玩味。这类命意曲折、用笔委婉的情诗,在唐人诗中还是不多见的。这首小诗之所以广为传诵,原因或在于此。无论从题材旨趣,还是从手法、风格上讲,这首小诗都开启了五代两宋闺情词缛丽婉约的先河。
上片从假日的寂寞写起。自古以来,人们在一起度假日,随意唱歌、吟诗等。说假日“低唱微吟”,似乎颇有雅趣,其实是聊以解除寂寞而已。接着描写了当前的天气情况:天幕低垂,云气浓重,造成了春日的阴霾。这一句写景并非闲笔,一方面为下文的“雪”、“雨”作背景,一方面也衬托出人内心的沉闷。而后写到与友人的宴饮,并用室外的雪景作映衬:“坐中人半吟,帘外雪将深。”这是两个无声的“镜头”:一个写人,一个写景,一个写室内,一个写室外,一个写静态,一个写动态(雪花不停地飘落,地上的积雪愈来愈厚)。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句)一类诗句。在这里,苏轼用清冷、寂寥的氛围,有力地烘托出“人”相对无言,只是以酒遣愁的离情别绪,以及内在的孤独感。
下片“闻道”两句,承上“坐中”,借晚唐杜牧的风流韵事,反其意而用之,说宴会并无美妓声乐之欢,以见其单调无味,郁郁寡欢。也可以说,这里是借“分司狂御史”“追寻”紫云的故实,作了一笔反衬。苏轼再用“凄风寒雨”加倍渲染,更使人感到有点透不过气来。苏轼为什么这样写,结尾处透露了此中消息,原来,苏轼长期为审案断狱等公务所累,每当看到鹤时,便忽然想到隐居生活的闲逸。话说得比较婉转含蓄,实际意思是说,对仕宦生涯感到厌倦,而向往林下的隐居生活。苏轼后来在《鹤叹》诗中写道:“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与苏轼自己在仕途上的进退联系起来,其意比较显豁,有助于读者理解“见鹤忽惊心”这一句的深意。
全词,虽为送别之作,但叙写与议论的主要内容却是仕宦生活,表达得比较隐约和深沉,这种打破常规的作法是比较少见的。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