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虽然不是什么“刺王”之作，但却反映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还是有其认识意义的。
首章直述怀念祖先、父母之情，这是疾痛惨怛的集中表现，也暗含着今不如昔的深切感慨。二章感伤兄弟们的纵酒，既有斥责，也有劝戒，暗示他们违背了父母的教育。三章言代兄弟们扶养幼子，教育他们长大继承祖业家风。四章述自己操劳奔波，以慰藉父母在天之灵。五章说明自己贫病交加，又吃了官司，表现出对命运难卜的焦虑。最后一章，总括了自己诚惶诚恐、艰难度日的心情。各章重点突出，语意恳切；全诗组织严密，层次分明。即使从语言的使用上来看，质朴而又整饬，在雅颂作品中是颇为别具一格的。
作者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情时，虽然是以诉说为主，但并不是平铺直叙、直来直往，而是采取了意味深长的比兴手法，使读者感到作者的每章诗意都是在因物起兴、借景寄情。第一章以斑鸠的鸣叫、翰飞、戾天来反衬他处境的艰难和内心的忧伤；第二章以“齐圣”之人的“饮酒温克”来对比自己兄弟的“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第三章以“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来比喻自己代养兄弟们的幼子；第四章以鶺鸰的“载飞载鸣”来映衬自己“夙兴夜寐”地“斯迈”、“斯征”；第五章以“交交桑扈，率场啄粟”来象征自己“填寡”而又“岸狱”的心态和心情，都写得那么生动形象，贴切真实，耐人咀嚼和回味；至于第六章连用三个“如”字，更把自己“惴惴小心”、“战战兢兢”的心境描绘得形神兼备，真切感人。作者的感情是沉重的，但表现得却十分活脱、鲜明和生动，这在雅颂作品中也是别具特色的。
总之，《小雅·小宛》在内容主题上是今人比较难于索解的，但在艺术技巧上，却是比较优秀的。
首联两句，直写诗人隐居之乐。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孟夏草木长，绕屋弄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处“竹树绕吾庐”句，即用其意。虽然从字面上看，只是描述诗人居所的环境，但却透出一种自得欣愉之情。“清深趣有余”为全诗主旨所在。“清深”二字，既指竹树围绕居所那种清幽深静的环境，也指隐居生活之趣的性质。可以联想到杜甫《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首联两句，实已奠定了全诗的基调。
颔联、颈联便具体写清深之趣。“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两句为物趣：白鹤久久地立于水中，一动不动，似乎也在享受着一份悠闲；蜜蜂则驻足花上，并不穿梭往来，仿佛是有意疏懒。两句虽是写物，却带有诗人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谓鹤闲蜂懒，其实都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正因为诗人的隐居生活是那样的闲适自在。所以在诗人眼中，一切景物便都带有悠然自得的特征。然而，这种主观色彩的渗入又未改变景物的客观形态，即是说，在诗人笔下，景物描写仍是白描，而不同于变形、夸张。对于形成平淡自然、清幽静远的诗风，此种手法有着直接的作用。“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转写人事之趣。诗人酒醒之后，仍觉酒意未去，头脑昏沉，恹恹如病，欲读书而不能。于是荷锄下田，做一些农活，而春日的树荫恰好挡住了太阳，别有一番情趣。本来，酒病而妨开卷，是件令人不快的事，但是人林逋既以隐居自乐，则读书并非每日必修的功课，更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对于他，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兴之所致的娱情悦志的方式，恰如陶渊明之“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所以，酒病碍于开卷，却不妨荷锄而作，同样可以得隐居闲适之趣。尤其当春日树荫仿佛有意移向诗人劳作的地方时，这种闲适之趣、田园之乐就更为明显，真正是“清深趣有余”。
尾联“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则是借写诗人喜爱古代描绘渔樵生活的图画来说明此种清深之趣与古人相同。古代的高士图、隐居图，多撷取这些高人隐士渔樵生活的场面，以表现他们远离世俗，恬淡自适。诗人说他喜爱这类图画，其实是想说他目前的隐居生活恰与古代的高人隐士相同，一样可以写入画中。诗人不便直说他的行迹心境可以媲美古人，那样会有自诩之嫌，而如此表述，则意在言外，既表明了诗人对古人的思幕，又道出了诗人对隐居生活的满足，同时还使诗歌在结构上富于变化，耐人寻味。
此诗受陶渊明的影响较深，或是一首拟陶之作。若论质而自然，此诗有所不及，但诗境、旨趣，颇为相近。
全诗以向人夸赞的口吻，新颖的笔姿，轻松的情调，清淡的语句，写隐逸高趣，和谐而又完美。有一种“咏之令人忘百事”（梅尧臣语）的艺术魅力。
乐府《大堤曲》这一诗题多是描述水乡船家女子爱情生活的。六朝人题作《大堤》或《大堤行》，唐人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
李贺的这首《大堤曲》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与北来商客的一段爱情生活。开头两句交待了这个女子的居所。横塘在当时是一个商船往来聚集的繁华之地。古代也有人根据《大堤曲》这一诗题推测，此处所指当是大堤附近的另一横塘（清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实这里只是泛指横塘、大堤这样的水乡，所以诗中大堤横塘参差互用，也就是互指。“红纱满桂香”是说透过那绯红的窗纱，沁出闺房的桂香。而后“青云”两句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和明月宝珠制作的耳珰，描述出其貌美动人。这是采用汉代乐府《陌上桑》的衬托手法。下面“莲风起”四个三字句，交待了这个女子与那个“北人”恋爱的经过。在那莲叶随风起舞的春季，由北方来经商的“北人”，因两人相爱而停驻在这繁华的大堤，而留连在“红纱满桂香”的闺房。下面“郎食”两句，以饮食之精美，极言两情之绸缪，爱情生活之美好。因为在古代，人们常以猩唇鲤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结尾“莫指”四句是女子劝对方珍惜眼前的欢聚，勿有远行别离之念。“襄阳道”指其行程。菖蒲花开于春末，此处喻女子易逝的青春年华，因古人认为菖蒲难得见花。这四句是女主人公以绿浦中的行舟多一去不复返之事来劝情人莫生远行的念头。最后用花树喻人易老，说明应珍惜欢聚的时日。
李贺这首诗全无其“风樯阵马”的奇诡幻诞风格，而是力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口吻写出秦淮水云商女真挚而热烈的爱情生活。也在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中，透出其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绮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