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善游讲述的是古代有个经过江边的人,看见一个人正带着一个小孩想把他投到江里,小孩吓得直哭。这人问他原因,那人回答:“这孩子的父亲擅长游泳。”孩子的父亲虽然擅长游泳,这个小孩难道也立即会游泳吗? .用这种观点对待事物,也一定是违反常理的。
而事告诉我们,知识与技能是无法遗传的。一个人单纯强调先天智力和体能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后天刻苦学习的重要性,那是幼稚可笑的。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
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年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毛泽东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这首诗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人唱和之作。毛泽东的和诗针对原诗作者柳亚子牢骚愈盛而身体愈下的状况,借唱和的方式叙旧谈心,进行坦诚恳切的开导规劝,表达了对挚友的一片爱护之情。此诗清纯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
全诗有意淡化了二人间三次交往的政治内容,而强调友人间的文化层面,从而使这首诗带有较浓的人情味,深深体现了诗人的宽广胸怀。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