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范仲淹等人能坚持操守,能威武不能屈,诗人认为是由于他们有崇高的品质:“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他们的品德如皎皎月光,明月有时或缺,虽缺仍清辉皎皎;他们的气质如百炼而成的宝剑,虽遭挫折而刚性依旧。诗人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月缺会再圆,“时人莫道蛾眉小,三五团圆照青天”;剑折可再铸,仍可“白光纳日月,紫气排牛斗”。政治斗争亦是如此,奸佞可暂时蒙蔽圣听,但终究会有败露之日,只要保持节操,坚持斗争,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诗人以此来鼓励友人,也以此勉励自己。他一生关心国事,关怀民生疾苦,积极支持新派的革新主张,反对因循保守和官场腐败。虽然屡试不第,久困下僚,无法施展怀抱,但仍矢志不移,保持高风亮节。他把满腔穷愁感愤一发于诗,用诗反映重大事件,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抒写时爱憎分明,激情喷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一生虽坎坷多辛酸,但诗歌创作却获得巨大的成就,充分表现了“剑折不改刚”、“难屈志士肠”的精神。
“势利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要坚守志节,首先就得与习惯势力、权臣作斗争。诗人赞赏范仲淹等人不顾自身安危,敢于弹奏吕夷简及其党羽,据孙沔奏章,夷简为相,黜忠言,废直道,只知姑息求安,以推卸责任为能事。致使外敌入侵,百姓内困,纪纲大隳,官吏称职的十不得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但因宋仁宗甚为倚重,夷简三次为相,权倾一时。尧臣在此诗中称之为“势利压山岳”,在《猛虎行》中复称他“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锘,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这都形象地描绘出权相气焰薰天不可一世。据史记载,范仲淹离京赴饶州日,朝臣惧祸而回避,送行者只有李绒、王质二人。欧阳修盛暑南行无匹马,抵夷陵时已是初冬。仲淹等人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忠肝义胆,世人共仰,气节凛然,可杀不可辱。馆阁校勘蔡襄为此作《四贤一不肖诗》,诗出,“都下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甚至还流传到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