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描写小溪的环境清幽秀美;第二层感叹小溪不为人所赏识,作者修葺之后将其命名为“右溪”。这篇散文着重描写了右溪的自然风光,记叙了对它整修的过程。行文流畅简洁,文笔隽永淡雅,风格纯真自然,状物记事,层次分明,仅用一百余字,便把右溪的自然情趣描绘得历历在目。文章感慨于道州(今湖南道县)城边一条无名小溪,这里石奇泉清、草木葱郁,环境优美异常,但长期不为人所知。因无人赏爱而芜秽冷落,作者借此寄托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身世愤忿,以及因坎坷遭遇而爱惜才用的情怀。
从开头至“垂阴相荫”是第一部分,描叙小溪的地理位置和周围景色。文章开头交代小溪的地理位置,语气冷静,笔调平实;接着细致地描绘小溪周围的“怪石”“佳木”“异竹”等景色,赞誉之情包含其中,令读者不胜向往,文气渐起;正当作者设想这条清秀的溪流若在山野,便可给隐逸之士带来愉悦;若在闹市,就能成为游览胜地时。
从“此溪若在山野”到“为之怅然”是第二部分,感叹小溪的位不适宜与受人冷落,以及小溪的疏整经过和命名由来。“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小溪的不为人知另作者“为之怅然”。然而,作者接着又记叙“疏凿芜秽”“植松与桂,兼之香草”的整治过程,小溪从此将告别寂寞凄清的境遇,成为名胜之地,令人为之一振。文章短短百余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纡徐委曲,使其具有抑扬顿挫之美,而避免了直叙的平淡无味。
《右溪记》一文的写景部分,尽管着墨无多,但作者抓住景物的基本特征,既有具体描绘,又传示空间布局整体性的和谐,从而营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意境。整个环境以小溪为中心物象,兼以岸石、竹木,三者各具风姿、自成一趣。作者写石,不写其排列的错落有致,却突出其形状的“欹嵌盘曲”,以其怪异造成幽峭感,以其不整齐与相抵的流水互为映衬,化静为动。作者写水,不写其涓涓细流,却突出水波冲击岩石的迂回激荡,使溪水富有动势。描写竹树,不表现其枝繁叶茂,却写其浓荫相叠,营造出色彩光亮的幽暗感。作者把这些充满动感而又奇峭的景物融为一体,赋予环境鲜明的特征:宁静而有生气,和美又觉幽渺。使自然的清幽奇巧充分展现于峻洁清疏的文字之中。
此文又因作者感情的流注而别具韵味。作者对右溪不仅作了观赏性的描绘,还进一步为其久不为人重视的遭遇而慨叹不已。此景无论置于山野或是都邑都会受到青睐,在这里却遭受冷遇。作者以为与此景相称的人物当是“逸民退士”或清心静欲者,这是作者对右溪美景特有的体悟,它与上文的描写文字相辅相成,突出景色清幽宁静的特征。与作者的慨叹相呼应的,是其自我形象的出现。此景无人赏爱,唯独他怅然徘徊流连。这一略觉寂寞而沉郁的意态,与环境气氛相应和,作者形象和客观景色融为一体,构成一幅透着淡淡的怅意而带有幽幽的美感的图画。
这篇文章的优美,还源于句式结构和所写之景的有机结合。文中写景皆为四字句,作者在组合语句时,采用一物一态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图景。石、水、竹木,分别以“欹嵌盘曲”“洄悬激注”“垂阴相荫”等节律明快的四言短句,使句式与景物的动态动势极为吻合,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
作者元结以右溪无人赏识、任使芜秽的遭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慨叹,明显地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元结疏通右溪,建造亭宇,种上象征高洁的松桂和香草,这表现出他对美的追求,更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爱好天然的性格。文章借右溪无人赏爱,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前半部分集中写景,后半部分偏重议论抒情,景为情设,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形神具备,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因此,《右溪记》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也蕴含着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
元结在《右溪记》中的感慨和不平虽不及柳宗元山水游记所流露的那样强烈,但元结笔下的右溪泉石,与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钴姆小丘、小石城山,实际运用的是同一种笔法。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引清吴先生的话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右溪记》文笔简练,开头即以清丽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怪石嶙峋、泉佳林幽的右溪美景。文章虽短,却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写溪,突出其小;写石,突出其怪;写水,突出其湍急、清激;写木竹,突出其“垂阴”。正面写溪、写水,又通过写石、写树竹从侧面烘托溪水。这一层重在描写。第二层写由小溪引起的感慨,以议论为主,兼以抒情,将作者隐士的襟怀与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表现俱足,使写景的志趣得以体现。写对小溪的修葺和美化,用的是记叙手法,而命名和刻石的来由则用诠释说明的方法。各种表达手法综合运用,达到了高度统一。
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