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序较长，记叙了在冒巢民先生堂中听白生抱琵琶弹唱后引起的无限悲慨。冒巢民，即冒襄，字辟疆，自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明亡以后，他隐居不仕，以著书自娱，工于诗文，是清初著名文学家。序文中强调小饮冒巢民先生堂中，而联系作者二十岁遭受明亡之痛的身世，从中可以透露出“悲从中来”的消息，而这正是词中“伤今吊古” 的“主心骨”。
词的开头“是谁家”两句，紧扣序中拨弦按拍弹琵琶的本事。“檀槽”指用檀木做的琵琶乐器上架弦的格子。搯 (tāo)，叩。李商隐《定子》： “檀槽一抹《广陵春》，定子雨开睡脸新。却笑吃虚隋炀帝，破家亡国为何人？”这里的“檀槽搯得如许”是写弹琵琶师的高超技艺。但词人没有接着从正面摹写美妙的音乐境界，而是由贵重的琵琶弦乐器引起自身的伤今吊古的情绪。“逻逤”，亦作逻娑，即今西藏拉萨。此指逻逤槽，一种用西藏产的檀木制作的琵琶。乐器本是没有感情的东西，白生用它弹奏出来的曲调，却使词人产生伤今吊古的情绪。“君何苦”两句，承上伤今自叹。“青衫”，青色官服，唐代八品九品文官的服色。白居易《琵琶行》：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的迟暮之感，不仅是对人生短促的悲叹，而且含有官场失意的自嘲。“江东烟树”以下四句，词人把伤今的意绪拓开深化。江南一片烟花草树，足以伤魂，纵然没有听到催人泪下的琵琶声音，也禁不住泪如泉涌，不断浸湿衣衫。作者没有道破为何如此伤心？更耐人思考、寻味。
下片运用历史典故，抚今吊古。“凄然也”以下数句，从上片的琵琶声而来。词人在孤馆寒灯下体味这哀怨低回的音调，仿佛是秋夜灯前的一对小儿女在低声抽泣。忽然声调急转，犹如秋风秋雨敲打屋瓦，发出象千年老狐学人语的声音，此景此情，更觉凄楚动人。“浑无据”以下，由听觉形象转入思维空间，词人借古抒怀，感慨情深。“澄心”，指澄心堂，南唐烈祖李昪所居。后主李煜造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后世所重。“结绮”，指结绮阁，南朝陈后主所筑三座楼阁之一，穷极奢华。此阁为张贵妃所居。刘禹锡《台城》诗：“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而如今的澄心堂、结绮阁早已野草丛生，成为一片废墟了。“家山”，家乡，此借指国家。陈后主、李后主这两位亡国之君，当年为了纵情欢乐，不事朝政，结果丢掉了江山。这一幕幕的历史悲剧，怎不发人深思，令人悲慨不已呢！
这首词融纪事、写景、抒情三者于一体。词人把听琵琶古乐而涌起的无限悲叹，与别后孤馆寒灯的凄苦情景相交融，寄实于虚，引发出“吊古伤今”的深沉意绪，而在悲慨中蕴藏人生寥落的哀怨情致，含蓄不尽，意味深长。故谭献评此首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 (《箧中词》) 。
这首咏乐诗主要描写了夜晚听到觱篥之声所引起的诗人情感反应，表达了他晚年的孤寂凄凉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忧虑。此诗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其浓烈的抒情氛围。
在江边夜泊之时，诗人突然听到邻舟传来悠扬的觱篥之音。他引颈而望，侧耳倾听，立刻被这美妙的声音所吸引和感动。诗的开头就明确表明了抒情是其核心所在。“情所向”四个字说明了诗人内心的情感方向，即关注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诗人被觱篥所奏的边塞曲调所打动，因为这样的音乐悲壮而振奋人心，恰好与诗人内心的共鸣相合。此时，诗人正处于衰老之际，漂泊江湖，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心情自然孤寂凄凉。但听到这悲壮的瘠篥之声，诗人复杂的“感伤”情感就油然而生。
为了加强这种感伤的情感表达，诗中还对当时的环境进行了渲染。在寒冷的冬夜里，积雪飞扬，诗人独自守着孤灯，难以入眠，外面的寒风呼啸着，掺杂着着急管乐的声音。在这种环境下，寒夜的景象、悲凉的音乐和诗人孤寂的心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内心感受和外部环境的和谐统一，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使得诗歌浓郁的抒情氛围得以成功创造。
当然，诗人的感伤不仅仅是他个人遭遇的表现，更包含着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和忧虑。战争频发，百姓苦不堪言，道路漫长艰险。诗人心头那压抑已久的悲愤之情实在难以压制，因此在末二句中直接表露出来，从而使整首诗的抒情达到了高潮。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篇文章由上下两篇组成，内容的重点各自不同。上篇以议论为主，先从风和松谈起，接着谈到松声的特点，再归结到金鸡峰上三棵松，用四种比喻形象地表现了不同的风吹松的声音。下篇是上篇的补充，着重描写作者耳闻目睹的风吹松的情况，并继续用五种比喻形象地表现了风吹松的声音。全文笔墨简炼，形象真切，意境清幽，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追求和审美情趣。
上篇
文章开头，先从雨风露雷写起，用简练而又准确的语言辨析风和雨露雷的异同。四者“皆出乎天”，生成于自然，但风“无形而有声”，不同于雨露而同于雷。可是，它“不能自为声”，需“附于物而有声”，又不同于“訇磕于虚无之中”的“雷之怒号”。在对比辨析中，风的特征已了然在目。然后紧扣题目中的“风”字，写其种种情状。首先，风之为声，“一随于物”，物形不同，风声亦不同。然而并非一切。物体皆可使风附之而成声，如“土石屃赑”，风虽附之也不能为声。能使风附之而为声者，又有种种不同的奇音异响：谷虚而大者，其声雄以厉；水荡而柔者，其声汹以豗。这些音响虽各有其特质和个性，却又异中有同，都是“不得其中和”，使人“骇胆惊心”之声。将这些谷中、水上风声逐一否定，便很自然地归结出“风独于草木为宜”，趁势就草木的风声展开议论。而草木之为物，其形万殊，风之所附，声亦万别。于是又以析理入微之笔写出叶之大者、槁者、弱者的风中音响。因其声或窒，或悲，或懦而不扬，皆不为美。如此自远而近，由大而小，层层剥落，最后所突出的只能是“宜于风者莫如松”了，题意豁然畅朗，有如水落而石出，章法严密，构思奇妙，步步引人入胜。松之所以宜于风，是因为它“干挺而枝樛，叶细而条长，离奇而巃嵸，潇洒而扶疏，鬖髿而玲珑。故风之过之，不壅不激，疏通畅达，有自然之音”。这美妙的音响可以解烦黩，涤昏秽，令人心旷神怡，清静舒畅，那理不清的愁绪，说不完的烦恼，洗不净的昏秽，都在悦耳的松风中烟消云散了。当此之时，恬淡寂静的心境充满惬意和快感，仿佛逍遥于太空之中，与造化同游，人与自然圆融浑彻，相契为一，故而山林岩穴之士，“乐之而不能违也”。
至此，松风之美似已写尽。可是，作者所观赏的是松风阁上的金鸡峰三松，文章也就自然转到对它的描写上来。由于前面已详细地描述了松的特征，这里就不需多费笔墨，而是只用“不知其几百年矣”一句点出其苍古之姿，然后连用四个比喻对它作了堪称妙笔的描绘。金鸡峰三松随着由弱而强的风势，忽而如暗泉飒飒，忽而如雅乐齐奏，忽而如波扬鼓响，着墨无多，勾画了了。接下去，交代出松风阁的主人、阁名的由来之后，着重写了他“留而忘归”的缘由。这里“虽在山林，而去人不远。夏不苦暑，冬不酷寒”，景色优美而位置适中，气候宜人，松则宜观宜听，适人耳目，妙趣常在。在此偃蹇而游，悠闲自在，不复有外物以汩其心，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心境自清，品格自高，也就不必像许由那样濯耳于颍水，也勿需像夷、齐那样隐于首阳山了。作者在“可以喜乐，可以永日”的快意和满足中，所倾吐的是对松风阁的洋洋忘归之情。他以“四方之寓人”自谓，行止本无定所，而在其游览的胜境中却独不能忘情于松风阁，又一次剖白出无限依恋眷爱的深情，言尽而意不尽，将去而情难舍，留下的是永远美好的回忆。
下篇
这是刘基再游松风阁时写的第二篇游记。它在文意上与前一篇相承续，但写法有所不同。前一篇以议论为主，此篇则侧重于描绘松在风中的姿态和音响之美。
开头一段，简要交代松风阁的位置和两次游览的情景。前一次春游因碰上雨天，只能听到“波涛声彻昼夜”，对松风阁的松景却未能“尽阅其妙”。此次来游，天晴无雨，逗留时间又较长，因得以“备悉其变态”。缓缓写来，文字省净，而又说得亲切。
第二段紧扣上段最后一句，集中笔墨写松姿松声的种种变化。先交代出松在峰顶，阁在峰下，从阁中仰视，松枝平展，幢幢如盖。而观赏之时，又恰值中午，有风拂来。寥寥数语，即点出最佳的观赏地点角度、时分和气候。然后以形象化的语言写松在风中舞动之姿和枝影映瓦之美。长满茂密松针的枝条交错纠缠，在清风中蜿蜒伸展，摇曳不止，有如龙凤翔舞，姿态甚美。此刻，明丽的阳光把松影洒落在檐瓦之间，松的翠绿，瓦的金黄，相映生彩，金碧交辉，编织成美丽的花纹。一片清丽之景，一幅优美的图画，令人赏心悦目，故而以“观之者目为之明”加以概括，结出所见松姿之美，层次分明，喻写生动，喜爱之情溢于笔端。接下去，以“有声”二字呼应上文“有风”二字，折入松声的描绘。阵阵松涛，有如相应相和的埙篪乐声和急骤而过的阵雨；又好像水激崖石，訇然作响；有时又像铁骑纵横，万马奔腾，急驰而来，夹杂着剑槊撞击之声；忽尔之间又响起切切之声，有如草间虫鸣，细微而急促。在这一段写松声的文字中，连用六个比喻，刻画得淋漓尽致，可谓妙语连珠，良多趣味。但作者似意犹未尽，又补上“乍大乍小，若远若近，莫可名状”三句，进一步突出松声的变化莫测。因松声清听满耳，令人有神骨俱清之感，故而以“听之者耳为之聪”加以总括，结出所闻松声之美。在作者笔下，松姿松声目遇之而成色，耳闻之而生韵，目不暇接，耳不胜听，更有使人目明耳聪的美感效果。古来写松，多从“君子比德”出发，赞其坚贞品格，而刘基则别具只眼，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写松姿松声的美。
文章的最后一段，通过与方舟上人的对话，探求所见所闻的美感缘由和松风阁命名的由来。作者刻意摹写的是松而不是阁，但写出松风的快人耳目，也就自然揭示出建阁的用意和阁名的由来，点破只有在此佳境观松才有如此美感的道理。可是作者有意避开正面交代，使文章富有曲折波澜：先让方舟上人说出耳目之入皆为虚妄的佛家语，再迫使他不得不承认“以是而名其阁”的反诘。虽然他只笑曰：“偶然耳”，却等于是否定了“耳目之入皆虚妄”的空无之语。尤其是“笑曰”二字，极为传神，把方舟上人那种欲辩不能，要承认又不甘心，多少带有些窘迫的神情一笔勾画了出来。不仅写得生动活泼，而且暗藏机锋，收结含蓄有力，颇堪寻味，不愧为一代作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