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联山水相对，第二联接前联之笔，由描写山水转入对孟氏诗文进行赞誉。第三联写明白氏来襄阳的原因，第四联描写了故居的坏境，末二联承接第四联的情绪，将诗人内心的情感传达下来。全诗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较为理性，后半部分毫无过渡地陡然转入感性的喟叹，表达了诗人内心对友人的怀念之情。
首联山水相对，“楚山”与“汉水”扣题，点明了作者描写的地方不是别处，而是位于楚地的“襄阳”。二句皆以“碧”字来形容当地山水之色泽，初看觉得重复，但当细品后文内容，这一反复出现的“碧”字却有着强调的意味，它体现出天地间一片青绿的美景 ，令人遥想到孟氏诗歌的景物色彩．以及能由此体味到他那清丽的诗风。而其后以“岩岩”突出山之险峻，“汤汤”展现水之奔流浩荡，铺绘出颇具气势的襄阳山水。此联二句描写清秀壮阔的景色，“赋”中带“兴”，不仅向读者展现出当地的秀丽美景，亦对后文赞誉孟氏涛文奠定气氛，可谓是一举两得。
居其境，怀其人。诗歌第二联接前联之笔，由描写山水转入对孟氏诗文进行赞誉；如此壮丽的山水聚结而成的气象．正是孟氏诗文所散发出来的气势与风格。
前二联由彼及此，由景及人，衔接过渡极为自然，在景物的画卷中体味孟氏之作；虽未能多读孟氏诗作之人，亦能经由此景联想到其作品之风味。
第三联似有说明白氏来襄阳的原因：因诵读他留下来的作品而思念他，来到他的故乡。能令一个人由读其文而产生“至其乡”的想法的，其涛文必是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二句文辞平白，直书其事，却在字句间深蕴了对孟氏的景仰，而且。亦可从侧面使人感受到孟氏涛文所具有的魅力。
然而，来到孟氏故里的白居易所生发的极大感触又是什么，白氏在第四联中对孟氏之后再继无人的现状怅惘愁叹。再也没有谁的作品能如孟氏的诗文那般。散发出清淡畅逸之气。这样的心境有些苍凉和无望，就像日暮时分所带给人的感觉一般；而这样的诗坛。也像夕阳中空荡的襄阳城那样清冷。前句书写感想，后句以带有空凉之气的日暮景色烘托心境，作者的情绪，顿时由前三联对孟氏的高誉跌入了对后继无人的慨叹之中。
末二联承接第四联的情绪而有所平缓。襄阳城东南面的鹿门山曾是孟浩然隐居的地方。于今当白氏南望此山之时，草木郁郁葱葱，好像还有当年留下来的芳草树木，好像还有当时隐者留下来的余韵。但这一切都只是好像。事实是，旧时的隐者已寻不到踪迹。只留下望不到边的苍郁林木。寻隐者之踪影不见，是令人失落之事；但对于白氏来说，真正的失落是在这世上，再也寻不到如“旧隐”孟浩然一样，能创作出那般清逸诗篇的人。惟留下一片苍茫。末句“云深树苍苍”颇有些以实写虚之笔；虽然触目所见的是林木莽莽，但心中所感受到的，实则是“旧隐不知处”而“清风无人继”的空空荡荡。
全诗可以对半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较为理性，对孟氏诗文进行了类比和高度赞誉．字里行间令人能够想见孟氏诗文的风格与成就，感受到白氏对孟氏深深的景仰。而后半部分毫无过渡地陡然转入感性的喟叹之中。景物从壮阔清丽变为苍茫空旷；情绪从赞誉落人无人继之的伤感中。虽只是欲借诗抒发个人情绪，但这一前一后的截然变化和情绪一高一低的对比，却使得无论是赞誉仰慕还是伤感慨叹，都抒发有力，情绪随之跌宕，对诗作者所表达的赞与叹皆感受深刻。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