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的前二句以衬垫方式来写宝剑千金珍贵、平生未认可别人,突显出王无竞才华横溢,二者之间的深厚情谊。三四句聊表惜别之情,借宝剑的千金之贵,侧面赞扬了王无竞的才志和品格。五六句借“孤松”“众木”勉励王无竞,不避风刀霜剑与严寒搏斗,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保持顽强性格和高尚情操。末两句写诗人劝勉和鼓励友人振奋精神,亦借此警醒自身不甘沉沦,奋发有为的凌云豪情,流露出自己政治上遭受挫折的不平与愤懑。
一二句“宝剑千金买,平生未许人”是一个铺垫,展示了诗人拥有一把价值千金的宝剑,却一直未能找到值得托付的人。诗人以宝剑为喻,旨在写王无竞的才华,并表现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就如同出色的马需要杰出的将领骑乘一样,珍贵的宝剑也需要有才华的人来佩戴。
三四句“怀君万里别,持赠结交亲”,表达了友人即将远行,诗人将宝剑作为礼物送给友人,以此加深彼此之间的情谊。这也展示了诗人对别离的惋惜之情,同时也为宝剑找到了一个配得上的主人。以宝剑的千金之珍贵,折射出王无竞的杰出才华;通过“持赠”和“结交亲”,突显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通过这样的描写,诗人不仅赞扬了王无竞的卓越才情和高尚品德,也强调了他们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知己关系。
五六两句“孤松宜晚岁,众木爱芳春。”这句话寓含劝勉之意。它描绘了一般花草树木都倾向于在春天时展示美丽的芳姿,而唯独高山上的孤松,在年事已高的冬季,毫不畏惧寒风和霜雪,顽强地挺立,彰显其坚韧性格和高尚情操。正如孔子所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中“孤松宜晚岁”仿佛就是此格言的引申,鼓励友人要像高山孤松一样,经历岁月的洗礼后,才能显现出坚强的品质。在后半生中,要保持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不要像其他草木一样,只能在春季美好时展示自己,遇到风霜和严寒就萎靡不振。
最后两句“已矣将何道,无令白发新”,这句话表达了友人已经遭遇不公平待遇,现实已成事实,但绝不能因此而消沉。诗人在这里的意思是,虽然已经面对不公,但不能就此放弃,应当积极努力。毫不虚度年华,不要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才感到悔恨。诗中隐含诗人对友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愤慨,但诗人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友人坚定信念,振奋精神,不被逆境击垮。这种鼓励体现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即使环境不利,也要保持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诗歌情感深沉悲壮,寄托了诗人不甘示弱、积极向前的精神。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