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表现出一种谪居异乡的苦闷和厌弃官场而向往故里的情感。
“谪宦江城无屋买，残僧野寺相依。”这二句无一字虚下，先交代了全词的政治背景，并为全词定下基调。“江城”点明信州，“无屋买”是夸大之词，表明信州的偏僻荒凉，这样便自然地引出“残僧野寺”一句。这里“残僧”画出了僧人的年迈衰老；“野寺”画出了寺庙的荒僻陋小。如此残破不堪而词人还得与之相依为命，足见其命运、境遇的凄惨。
“松间药臼竹间衣”三句紧承“残僧野寺”一句而来，写其行迹。词人并没有因与残僧野寺相依而感到凄惨悲伤。反而，在松荫竹翳的掩映下，一声药臼响，一角衣衫影，就能给心头增加无限的欢愉。这里“一臼”、“一衣”，由于意象的典型性，取得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水穷行到处，云起坐看时”二句化用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句。虽然只是在文字的排列上略作了调整，但由于将“水穷”“云起”突出到前景位置。因而其艺术效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行到水穷处”是顺写，象征意义不大明显，而“水穷行到处”强调了“水穷”，就突出了山穷水尽的意象，使人联想到词人在宦海中的山穷水尽。同样，“云起坐看时”较之“坐看云起时”也突出了“云起”的意象，使人联想到词人此刻是在冷眼旁观政治上的翻云覆雨。
下片仍然描写“野寺”中的所见所闻，但心绪的苍凉、悲苦却借景物的描写较为明显地流露出来。“一个幽禽缘底事，苦来醉耳边啼”这两句词巧妙地抓住一个“幽禽”悲啼的意象来抒写自己的心曲：作者曾试图遁入醉乡以遣岁月，但不知为什么事，一个幽禽（杜鹃）又在醉酒之时来到耳边苦苦啼叫。“苦来醉耳边啼”应作“醉来耳边苦啼”。
“月斜西院愈声悲。”一句紧承“苦来醉耳边啼”而来，写词人对于“幽禽”啼声的感觉。这“幽禽”的啼叫已不仅是“苦啼”，而且愈啼愈悲。“月斜”即月影西沉，表明时间已晚；时间既晚，则啼叫之久可知。“愈声悲”以见鸟之情切，实是借鸟的悲啼来显示自己的悲苦心境。
“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这两句托出全词的主旨：这儿的青山尽管无限美好，但杜鹃仍啼道：“不如归去！”词人在这里实际是借鸟的啼声，表达自己“他乡虽好，不如归去”的心声。这“青山无限好”显然由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诗句化出，两句合起来又暗用王粲《登楼赋》和陶渊明《归去来辞》二赋作意。尽管这儿的山水很美，有松林竹林可供盘桓，有水有云可供观赏，但毕竟身在官场如鸟在笼中，终不如退守田园那么自由自在。
这首词以鸟能人言、人鸟共鸣的巧思妙句，外化了词人自身微妙复杂的隐秘心态，可谓深得托物言情之真昧。
全词意境凄清幽冷，情感深沉。此词除了极好地运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另一特点是善于运用前人成句，且做到切合词旨，手法成熟。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开头他就说不到此地已是很久了，说明他很久以前曾到过钱溪。关于他到钱溪的时间，江西宜丰陶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条：“乙巳三月，公使都，经钱溪，复邦族……”说明他以前曾来钱溪，与这里的陶氏宗族有过应酬的事。不过这条记载是否可靠，与此诗关系不大，反正他过去来过此地就是了。关键是，旧地重游，他却说出“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这样的句子。这见出他多么喜爱这个地方，似乎看不够；当他将眼前所见与往日的印象进行对照时，又会感到多么亲切。因为前年岁暮桓玄篡位，去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现在战争基本结束。两三年的短暂时间里，世间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而自然界的山川景物却“事事悉如昔”。话说得很平淡，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已经寄寓其中了。“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这是他看山川时的一个突出印象，写得清新、细致。“微雨”、“清飙”，透出春天美好的气息，高林经微雨一洗润，会越发青绿可爱，空中鸟的翅膀在清风的举托下，会盘旋得更加自如。这两句历来被看作是陶诗中触景生情，寓情于景，而达到情景交融境地的写景佳句。潘德舆说它“体物之妙，畴非化工兼画工都”？因此，诸如“从胸中自然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直写胸中天”等赞语也相次而出，不言陶诗有雕琢事。其实，“有时析之以炼字炼章，斯陶之手眼出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用这观点来赏析这两句诗，倒是非常恰切的。陶诗有许多写雨写风写园林写飞鸟的句子，但在陶渊明的笔下，无不赋有“为仁”的思想，因而在美的想象中便出现一个天机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这些自然景色同当时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能对现实社会起到批判作用。可以这样说：陶诗中这些兴象，是诗人艺术的化身，在一些天机和畅、静气流溢的描绘中，仿佛隐隐约约有一个陶渊明在，这两句也是如此。陶渊明是暮春三月经过钱溪的，这里的微雨，即“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微雨”；也即后来杜甫所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好雨”。这种雨能起到滋润万物的作用。故句中的“洗”，不仅含有“洗净”的内含，而且兼有“润物细无声”，“夜雨瞒人去润花”的“润”的内含。这个“洗”字用得非常精当，实即后来诗评家所谓的“诗眼”。飙，一般解作暴风。在陶渊明的笔下的“飙”，却没有凶猛的气势，而有和畅的内涵，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的“回飙”就是，“清飙”与此同义。矫，也不宜解作“勇猛”，而
有舒展自如的意思，如“矫若游龙”，并不取勇猛义。“云翮”，这里虽指飞鸟，但实有影射自己的意思。如《杂诗》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即同此意。故这句的意思是：“空中的鸟儿，也将因受到清爽的春风的鼓翼，而飞翔得更为舒展。”作者抓住在眼前呈现的天机和畅的自然景色，尤其把风、雨、林、鸟组合在一起，予以集中表现，就更能体现陶渊明的思想境界，故此两句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方面讲，都是不容忽视的两句。历来对“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两句有不同的解释和体会。有的把“品物”解作“景物”，“义风”解作“适宜的风”，认为这两句是说：“想到这些依然存在，和风没有同他们相隔”。有的把“品物”作“人品事物”讲；“义风”，解作“正义风尚”，认为两句是说：“喜爱此地人品事物还存在，正义风尚没有改变”。有的则认为“品物”，同于《易经·乾卦》中所说的“品物流形”。“品，众庶也”，见《说文·品部》。《说文解字注笺》补充说：“庶物谓之品物，引申之义也”。关于“流形”，与文天祥《正气歌》“杂然赋流形”同义。所以“品物”，有现在所谓的“生物”的含义。关于“义风”，应该看作是广义的，因为“义者，事之宜也”，既可用于自然方面，也可用于社会方面。作者对风常赋予一种化育的内涵，约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春风化雨”；比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等。陶渊明喜把人、物、我视为能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的个体；上面说的是“品物”，便是选用了“义风”这个词，这样就“民胞物与”了。可见他在选用词语方面是精雕细琢的。所以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深情地看到这个地方仍然保存着一种天风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语意浑含，耐人寻味。儒家以为一切人群与一切万物都有血缘联系，都应该相爱，这种爱的表现就是“仁”。陶渊明是一个“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人，当然是一位具有仁者襟怀的人，于是他对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山川园林，众鸟新苗，田夫稚子，都表示一种亲切而冲和的爱意，上面的“品物”“义风”，正是这种爱意的表现。陶渊明是把自己纳入“品物”的范畴的，似乎自己已感到一种和乐相处的乐趣，进入到忘我的境界，因而他退仕的决心就更大了。这样，便引出了后面言志的八句，显示题旨。
后面八句大致的意思是，眼前虽然被迫行役，但归田适志的襟怀不变，要像霜后的柏树一样，保持高尚的情操和品德。“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这里他自我责备起来了：我是干什么的，这样风尘仆仆奔走在道路上？这种自责是由钱溪这里江山之美、居人之乐引起的，转得虽陡，其实自然。“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一形”，指个人的形体，“有制”，受到牵制、约束。这里是说自己奔走道路是由于职任的制约。中间又用个“似”字。这不定之词表示出自己并不十分看重这官职，扔掉它并不困难。“素襟”，平素的怀抱，即归隐田园，他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下面就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离析”，离开。陶渊明此次出仕时间很短，这里说“久”，日日梦想，见出他确实“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这两句是说：我一定要回到田园中去，这决心就像不怕冰霜的柏树那样坚定不移。这里暗用了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话，这个誓愿是发得很重的。《饮酒》其十九有“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与这两句意思相似。下半这八句，头两句自责，后六句两句一层，反复表明自己的归耕之志，一层深似一层，而且用“似有”、“不可”、“安得”、“终怀”、“谅哉”这些词语进行呼应，把他的心情表现得十分强烈。
这首诗在构思上颇具特色。第一，它能显示作者的思想依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深度。他阻风于规林时，只是想到家乡美好的园林而不想从政（“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在夜行涂口时，只是想到一向爱好诗书，而园林中又没有世俗之情才不想从政（“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在经曲阿时，是看厌了异乡景象而不想从政（“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但在经钱溪时，却是看到钱溪品物美好而不想从政。这是作者采用“移就”的修辞手法把故乡的美移到钱溪来，并从根本思想写，集中笔墨写，就为退出仕途的决心增添了砝码。第二，诗的前半用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手法表示自己内心的意念，语言精到，形象深刻；后半则言明题旨所在，故它能在托物言志上做到章法均衡，过渡自然，显示了古典诗的整齐和谐美。第三，诗歌常讲求艺术容量，既用精炼的语言雕绘形象，又能于其中表达出丰富的思理，而这首诗就是这样的诗。
阙题即缺题。殷璠《河岳英灵集》辑录此诗时便没有题目，后人因以“阙题”名之。此诗描绘的是通向一座深山别墅沿途的幽美环境，它不是写诗人自己山居的闲适，而是写友人山中隐居的幽趣。全诗清新自然，婉转流畅，按空间顺序写来，由远及近，从外向里而行，余韵萦绕，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
此诗一开头就写进入深山的情景。“道由白云尽”，是说通向别墅的路是从白云尽处开始的，可见这里地势相当高峻。这样开头，便已藏过前面爬山一大段文字，省掉了许多拖沓。同时，它暗示诗人已是走在通向别墅的路上，离别墅并不太远了。
“春与青溪长”，伴随山路有一道曲折的溪水，其时正当春暖花开，山路悠长，溪水也悠长，而一路的春色又与溪水同其悠长。为什么春色也会“悠长”呢？因为沿着青溪一路走，一路上都看到繁花盛草，真是无尽春色源源而来。青溪行不尽，春色也就看不尽，似乎春色也是悠长的了。
三、四两句紧接上文，细写青溪和春色，透露了诗人自己的喜悦之情。“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这二句，要特别注意“随”字。它赋予落花以人的动作，又暗示诗人也正在行动之中，从中可以体味出诗人遥想青溪上游花在春光中静静绽放的景象。此时，水面上漂浮着花瓣，流水也散发出香气。芬芳的落花随着流水远远而来，又随着流水远远而去，诗人完全被青溪春色吸引住了。他悠然自适，丝毫没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伤情调。他沿着青溪远远地走了一段路，还是不时地看到落花飘洒在青溪中，于是不期而然地感觉到流水也是香的了。
总括上面四句：开头是用粗略的笔墨写出山路和溪流，往下就用细笔来特写青溪，仿佛是把镜头里的景物从远处拉到眼前，让读者也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还可以闻到花香水香。
一路行走，一路观赏，别墅终于出现在眼前。抬头一看，“闲门向山路”。这里是没有多少人来打扰的，所以门也成了“闲门”。主人分明爱好观山，所以门又向山路而设。进门一看，院子里种了许多柳树，长条飘拂，主人的读书堂就深藏在柳影之中。原来这位主人是在山中专心致志研究学问的。
写到这里，诗人从登山到进门的一路经历，都曲曲折折地描述下来了。但他不过把几件景物摄进镜头，并没有叙述经过，仅仅给你以几种不同的变化着的形象。
结末两句，诗人仍然只就别墅的光景来描写。“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这里的“每”作“虽然”讲。因为山深林密，所以虽然在白天里，也有一片清幽的光亮散落在衣裳上面。那环境的安谧，气候的舒适，真是专志读书的最好地方了。诗到这里，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思索余地，更增加了诗的韵味。
全诗都用景语织成，没有一句直接抒情，然而情韵盈然，意境幽美。
这首诗分为两段，前四句为第一段，感慨身世；后八句为第二段，自述饥寒之状。全诗直抒胸臆，反映了诗人不满现实的鲜活个性，在杜诗中别具一格。
诗的开篇四句就用长安显贵们的荣华快意来衬托诗人自己的苦寒酸悲，这种以众形“独”的对比手法，在杜诗中常常取得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据《元和郡县志》，“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六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如咸阳、华原）为畿县。”诗是寄给两县友人的，所以用“赤县”代指长安。要说那些享受着荣华富贵的“官曹”即衮衮诸公是“材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人更是材杰。事实上，“软裘快马”之辈，没有几个真“材杰”。有此四字，“材杰”之说的讽意就不言而喻了。说轻裘骏马足以“当（抵当）冰雪”，适见苦寒之士难当风雪。“骨欲折”活用“心折骨惊”之语，形容落魄，生动传神。
前二句述以倾羡口吻，继二句则以问答作唱叹，满腹愤慨，溢于言表。“杜陵野老”，诗人自指。所谓“杜曲幸有桑麻田”（《曲江三章》），虽薄有田产，但收成不佳。汉杨恽报孙会宗书有云：“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陶诗则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诗中化用其意，又活用秦东陵侯召平青门种瓜的典故，对上述境况作了一番形容：“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独新冻裂。”困顿之中最需他人扶持，怎奈人情比纸还薄，诗人处处遭遇白眼。一些小官僚脖颈抬得老高，一副不屑的神气。而位居显要的“朝廷故旧”，似乎也早已忘怀了这门穷交情，断绝了往来。故言“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这些都是世俗常态。但经诗人拈出，顿成绝妙讽刺。“乡里小儿”本是陶潜骂督邮的话；“项领”语出《小雅·节南山》，本形容公马脖子既粗且直。“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说“自然”，说“况乃”，似乎自认倒楣，言外之意可想而知。
接着，诗人又宕开一笔：“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表现自己晚景凄凉，经常挨饿抱病，动不动卧床十来天，衣裳则是补丁重补丁。最后诗人直呼两县诸子而告之：“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默默泣血，是因为有苦无处诉。家徒四壁，则是贫极写照，在杜诗中每有妙用。如“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此诗写泣向暗壁，倍觉苦楚。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