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通过描写钱塘江潮的气势，及其与历史潮流的关系，表达了作者对旧时代的追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时代变革的理智认同。在艺术特点上，作者加入了西方哲学思想，但仍然保留了传统词的感发力度。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几句，是套用纳兰性德的“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珏”。纳兰那首词本来是用来悼念亡妻的，王国维却把这个“辛苦”拿来形容江潮，一开口就给了江潮人的感情。“日日西流”是写潮起，“日日东趋海”是写潮落。但那“西流”的势头是不可能持久的。
“两岸越山澒洞里”的“两岸”曾作“终古”。是为了避免与前面的两个“日日”重复，因为前面的日日就有终古如此的意思。“澒洞”是形容大潮来的样子，就如同人们常说的山是永恒的，水是无常的。这是对钱塘水潮的描写。
“说与江潮应不至”是王国维对潮神同情的劝告。王国维在这里讲诉了一些事实，多少历史朝代都成了过去。关于越国必然灭吴的预言固然成了现实，可是越国后来不是也被灭掉了。楚平王死了，伍子胥还可以鞭打他的尸体泄愤，而吴王夫差花费巨大财力修建姑苏台成了麋鹿游戏的荒野，一代人的是非恩怨纵然轰轰烈烈，但与永恒的大自然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灵胥抱愤终何是”一切的成败都是相对的，不要指望那么一天讨回一个绝对的公道。
所以，在这首词中，作者的感情和理智实际上也像光泽的钱塘江潮水一样，一个西流，一个东趋。他的感情赞美潮起西流的悲壮，他的理智认同潮落东趋的结果。而这种潮起潮落的意象，正是作者内心矛盾冲突的形象化反映。这首词虽然也有悲观忧郁的色彩，但更以激情与义愤见长。它确实包含有哲理的理智，但它的形象和议论中都带有极强烈的直接感发力量。
宋人的绝句，很喜欢用拟人化手法。诗人们想象自然及自然间的万物都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因而情不自禁地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这样写，把本来不具有生命的东西带上了人情味，觉得亲切，受到感动。方岳这首《春思》诗，采用的就是这种艺术手法。
用拟人化的笔调，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写，热情地赞美了富有生机的春风。诗格调清新，不用典实，通篇拟人，富于动感，体物入微，又很有韵致。
诗咏春思，不是说自己对春天引发的种种思维感情，如伤春、惜春等；而是描述春天本身具有的情感。在具体吟咏时，又选择了春的代表———春风来表现，吟咏的主题，则定点在一个“忙”字上。第一句是说春风为什么忙，诗人分析说是因为春风“多可”。多所许可，心甘情愿地想去满足各种不同对象的要求，春风当然要“太忙”了。
以下三句，具体写春风的忙碌。春天，诗人认为变化最大、得风气之先的是、最突出的莫过于红花、绿柳。于是诗写春风一直陪伴着花柳，全心全意地为花柳服务。这句是浑写，读者自然能够由此想象到，整个春天，花先抽叶，后结花蕊，然后绽开花苞，终于繁花怒放，一直到纷纷堕落；想到柳树从吐芽抽条，到万丝绿条随风乱舞，最终柳絮纷飞，绿阴浓密。这全过程，春风无所不在，一刻不停，这就是“太忙生”了。
谈花说柳，当然不是孤立地，而是以之概括了春风对整个自然界中的植物所起的作用。后面两句，便一句写春风如何照拂鸟雀昆虫，一句写春风如何安排气候。诗写春风吹走了寒冷，使大地解冻，让燕子能衔泥筑巢，孵育下一代；又吹开了花朵，让蜜蜂酿出甜甜的蜜糖。它应付自然界的各种需要，刚安排了一阵小雨滋润大地，转而又安排晴天。这样全方位地写，更加突出春风的疲于奔命，诗人对春的歌颂，也就通过诗细微地表达了出来。
春风本来是一个很蒙浑又很广泛的概念，方岳组织了各种意象，娓娓道来，体会精细，令人眼目一新。宋诗的纤巧与理趣，在这首诗中都得到了反映。
此诗开篇直接展开议论，明确表现诗人的观点：人生就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根本上，要想求得自身的安定，首先就要参加劳动，惨淡经营，才得以生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起笔两句，把传统文化之大义——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衣食的来源，本是农业生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认为人生应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在诗人看来，若为了获得衣食所资之俸禄，而失去独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宁肯弃官归田躬耕自资。全诗首四句之深刻意蕴，在于此。这几句诗，语言简练平易，道理平凡而朴素，超越“获稻”的具体事情，而直写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思考与总结。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言语似乎很平淡，但体味起来，其中蕴涵着真实、淳厚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微勤”是谦辞，其实是十分勤苦。“日入”，借用了《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语意，加深了诗意蕴藏的深度。因为那两句之下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写出眼前收稻之时节，便曲曲道出稼穑之艰难。山中气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时节。四十六岁的诗人，已感到了岁月的不饶人。以上四句，下笔若不经意，其实是写出了春种秋收、一年的辛苦。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稼穑愈是艰难辛苦，愈见诗人躬耕意志之深沉坚定。诗人对于稼穑，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深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于深知“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魏晋以降，时代黑暗，士人生命没有保障。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司马昭杀嵇康，以及陆机、陆云之惨遭杀害，皆是著例。当时柄政者刘裕，比起曹操、司马，更加残忍。所谓异患，首先即指这种旦夕莫测的横祸。再退一步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质性自然”的诗人看来，也是一种异患。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农村劳动生活过来的人对这幅情景都是亲切、熟悉的。诗人是在为自由的生活、为劳动的成果而开心。“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诗人不仅是一位农民，还是一位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农民那样站在自家屋檐下把酒开怀，可是他的心灵却飞越千载，尚友古人。长沮、桀溺之心意是说：“天下人都说天下是黑暗的，没有人可以改变黑暗的现状，又怎么能像归隐之人一样去归隐山林。”诗人自言与长沮、桀溺之心遥遥会合，意即在此。所以结笔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但愿长久地过这种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纵然躬耕辛苦，也无所怨尤。诗人的意志，真可谓坚如金石。诗人的心灵，经过深沉的省思，终归于圆融宁静。
此诗夹叙夹议，透过收稻之叙说，发舒躬耕之情怀。此诗的意义在于，诗人经过劳动的体验和深沉的省思，所产生的新思想。这就是：农业生产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尽管应以道为终极关怀，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仍然义不容辞。尤其处在一个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乱世，只有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才能保全人格独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实意义。而且，躬耕纵然辛苦，可是，乐亦自在其中。这份喜乐，是体验到自由与劳动之价值的双重喜乐。陶渊明的这些思想见识， 晚周之后的文化史和诗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异的。诗中所耀动的思想光彩，对人生意义的坚实体认，正是此诗极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