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此诗写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兄弟两三人”为了生计，流浪他乡。因女主人为他们缝补衣裳而被归来的女主人丈夫发现而产生了误会。诗歌围绕一个尴尬场面写出了流浪汉的凄苦，写得情节紧张，矛盾集中，真切生动，活泼而富有谐趣，但谐中寓庄，于中更能反衬出游子之凄苦；同时也显示了乐府作者观察生活、把握生活、再现生活的卓越才能。全诗以比兴起，巧妙地引发诗兴，过渡到诗的本体，结尾又用比收，轻松自然，浑然天成。
诗的开笔就很低回忧伤。“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二句用比兼兴的手法。堂前之燕，冬去夏来，有一定之时，而我“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却久出不归，长为他乡人。这两句概括了流浪汉有家归不得的凄苦生涯。这是第一层凄苦。
因流浪他乡，天长日久，除了生活的艰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没有家庭，就不免会仪表不修，形象狼狈，尤其是衣服着装方面，衣衫破烂，但是“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旧衣服坏了无人缝，新衣服针线裂开了无人补，由此可以想象主人公憔悴落魄的形象。这是第二层凄苦。
由无人补缝衣服之事，遂引出下文一段情节：“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此处说的“主人”，究竟是游子所临时寄居的人家，还是他们为之劳作的东家，不得而知。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大。这家的女主人，很是贤惠，见流浪汉衣衫破烂，乃主动为之缝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流浪汉内心之欣喜可想而知。此承上文两层之凄苦，文思来了一个转折。
但正在流浪汉内心欣喜之际，情况陡然发生变化——“夫婿从门来”，女主人的丈夫回家来了。夫婿见此情景，作出了一个异常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映——“斜柯西北眄”，他不是与妻子欢叙，也不是与客人打招呼，而是侧身倚门，瞟眼斜视。他外出归来，看到这一情景，不免心有所疑，但又不明底里，不好发作，故才在瞬间表现为如此情态。而乐府作者亦即能如同一个高明的摄影师，立即按动相机快门，将这一精彩镜头摄下。在这一特写镜头中，容纳了三对矛盾、三个方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即：夫妻之间，夫与流浪汉之间，流浪汉与女主人之间，此时各生想法，各具心态，各有难言之隐。
在这矛盾聚焦的节骨眼，还是流浪汉先说话了：“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请您不必斜眼看，我们和你家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清水白石，不必多心。后来的“水清石见”成语即本此。流浪汉口中说着这番自表心境的话，尖锐的矛盾冲突似乎缓和了，但其内心之凄苦却可想而知。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这是写流浪汉的心理活动。水清石见了，一切清白。尽管如此，远行在外，还是不如回家的好。又一次点出凄苦，收束全诗。
这首诗也有规劝游子早归的意思。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
诗歌前四句写朝廷君王更替、四海多难之际需要严武这样的旧臣。严武在玄宗朝曾任侍御史，肃宗朝曾任京兆少尹、御史中丞。不说朝廷而说中原，是赞扬严武为众望所归，表明他这次还朝，是大家所盼望的。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这四句赞扬严武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在平叛收京镇守一方等各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安禄山叛乱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即位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严武也到灵武辅佐肃宗，搞好安定团结。后两句借用张天步，比喻国家的政治局势。这是说严武过去在中央工作，曾经激于忠愤，协助打开当时的局面，收复两京。塞上由于战争而扬起的沙尘，说严武镇守四川，又从容不迫地将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平息下去了。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首句用典《庄子·逍遥游》上的寓言：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度，背负青天，然后图谋迁移到南海去，用来比喻志向远大。这是赞美严武抱有大志，要将四川地区治理好，有如大鹏展翅，而今奉召回朝，又好比它回翅由南方飞返北方。“北极”一句，古人认为：它位于天体最高处，其它的星都拱卫着它。这是赞美严武一向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工作，这次内调中央，更加接近，和其他大臣一道犹如众星捧着北极星。“漏鼓”一句是设想严武上朝情景，待漏听鼓，直到天亮。“宫莺”一句，这是点明严武入朝已在夏天，宫莺都不歌唱了。鸟叫得好听叫啭。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苹。”事实上，“玉帐术”一句是典用一种迷信说法。这是说严武还朝后，虽然留下了玉帐术，足以“静塞尘”保护成都人民。突出严武在四川政绩，令百姓思念，最后写杜甫自己淹留四川心中惆怅，希望自己此生不要终老蜀地，争取再回朝廷做官，从多角度写赠别之意。诗的最后二句是全诗核心，也是杜甫最郑重的嘱咐——如果严武回朝担任辅弼要职，一定要克尽职守，不能临危惜身。
严武入朝既是杜甫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延伸，也在客观上使杜甫又失去了经济依靠，此后二年诗人漂泊在梓州、阆州，直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复回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才又携家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