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别巴江油戟下，七逢天竺桂枝香。
宦途自许安仁拙，浮俗谁怜处士狂。
客舍无烟饥欲死，尚惭知已问行藏。
再别巴江油戟下，七逢天竺桂枝香。
宦途自许安仁拙，浮俗谁怜处士狂。
客舍无烟饥欲死，尚惭知已问行藏。
“醉别复几日”，没有几天便要离别了，那就痛快地一醉而别吧！两位大诗人在即将分手的日子里舍不得离开。“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鲁郡一带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几乎都登临游览遍了，“登临遍池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李白多么盼望这次分别后还能再次重会，同游痛饮：“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石门，山名，在山东曲阜东北，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峦，山有寺院，泉水潺潺，李杜经常在这幽雅隐逸的胜地游览。这两句诗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意思。“重有金樽开”这一“重”字，热烈地表达了李白希望重逢欢叙的迫切心情；又说明他们生活中有共同的乐趣，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读来令人感到亲切。
李杜同嗜酒，同爱游山玩水。他们是在秋高气爽、风景迷人的情景中分别的：“秋波时泗水，海色明徂徕。”这里形容词“明”用如动词，赋予静态的自然色彩以运动感。不说徂徕山色本身如何青绿，而说苍绿色彩主动有意地映照徂徕山，和王安石的诗句“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所采用的拟人化手法相似，这就把山色写活，显得生气勃勃而富有气势。“明”字是这句诗的“诗眼”，写得传神而生动。在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背景中，两个知心朋友在难舍难分，依依惜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好友离别，仿佛转蓬随风飞舞，各自飘零远逝，令人难过。语言不易表达情怀，言有尽而意无穷，那么，就倾尽手中杯，以酒抒怀，来一个醉别吧！感情是多么豪迈而爽朗。结句干脆有力，李白对杜甫的深厚友情，不言而喻而又倾吐无遗。
这首送别诗以“醉别”开始，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放不羁和乐观开朗的感情，给人以鼓舞和希望而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诗中的山水形象，隽美秀丽，明媚动人，自然美与人情美——真挚的友情，互相衬托；纯洁无邪、胸怀坦荡的友谊和清澄的泗水秋波、明净的徂徕山色交相辉映，景中寓情，情随景现，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这首诗以情动人，以美感人，充满诗情画意，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篇文言文在写“慧庆寺的兰花”时，特意提到了“虎丘的玉兰花”，目的就是进行对比。第一处是用“虎丘的兰花”因地处繁华之地容易得名和“慧庆寺的兰花”因地处偏僻之地而不为人知来对比；第二处用“虎丘的兰花”“ 意象渐衰”和“慧庆寺的兰花”“ 茂密如曩时”来对比，以此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情感。明为写花，实际上是写世事的不平：庸劣者因居“繁华之地”而易得名，俊杰者以“地僻而鲜居人”却几被埋没。文章末尾以虎丘玉兰“意象渐衰”而慧庆寺玉兰盛如曩昔，揭示出“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的道理，既表明了作者对美好事物被弃置的感慨，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热情。写得耐人寻味，读来发人深思。
作者从慧庆寺兰花的遭遇，感受到人世的道理，联想到那些庸劣者以地位权势而高举，俊杰者以不得其地势而埋没的现实，指出了“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的道理，借写花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气，更表现他努力发现美好事物的健康上进的热情。这不只是写了一个被压抑的狂士才子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更写出“这一个”举世皆弃而又不甘消沉的灵魂。它并不是将读者引向宁静的福地洞天，而是促使人们积极向上，去作美的追求。
这是一首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描写一对青春别离的夫妇，别后妻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思念，并亟盼早日与丈夫相逢团聚。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还是一片痴情，终难忘怀。
词的上阕从眼前所见流水写起，并且目送远波，想象这流水将流到瓜洲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江南）的山也面带愁容，正是花繁柳茂的时节，花如人，柳如人，正在花柳最美的春天，人却要别离了。实则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但同样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爱人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伊人面若桃花眉似柳，正楚楚可怜地低头泣下，原来是因心上人即将离别而黯然神伤。
于是就在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恋人被大江分隔，一个住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仿佛是两岸的鸳鸯两处飞，相逢机会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位“花柳青春”的妻子就只好“低头双泪垂”了。绵绵相思之情，尽在结句的设问之中。
全词以月下脉脉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的离情别绪，深深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绵绵的怨恨，又频用叠字叠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更加抒发悠悠不尽的“思”和“恨”。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