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即“輓歌”。古人送葬时,执绋挽丧车前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丧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
“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墓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
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只是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脱落,尘缘的结束。这只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命代谢,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这种自然的死亡观也让诗人本来贫病交加的命运化为诗化的人生。
此诗的前半写舟行洪中的惊险,后半纵谈人生的哲理。
前半一大段开头四句写长洪为乱石所阻激,陡起猛落,急湍跳荡。舟行其间,就像投掷梭子一样,就连经常驾船的熟练水手,也会大声叫唤,甚至水边的野鸭,也都惊飞起来。一线急流,和乱石互相磋磨,发出撞击的声响。后四句连用妙喻,形容这水波有如狡兔的疾走,鹰隼的猛落,如骏马奔下千丈的险坡,这轻舟如断弦离柱,如飞箭脱手,如飞电之过隙,如荷叶上跳跃的水珠,光怪离奇,势难控制。前两句写水波的猛势,后两句写船在波涛上动荡的情景,有声有势,渲染入神。接着以“四山眩转”等四句写船上乘客此时的感受:人们处于轻舟之中,仿佛四面的山峰都在旋转;急风掠过耳边,使人心动神驰。所见的是流沫飞逝,百漩千涡。在这奇险当中,虽说精神为之一快,却料想不到凭着秋水之涨,江水竟然有如此的威力。“崄中”两句,总结形容水势的前文,转而开展纵谈哲理的后半,是承上启下之笔。
后半篇大段,专谈哲理。“我生”以下六句,是由序文中所说人生会晤无常所引起的感慨。首两句是说:人生在世,生命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流逝的,好比逝水一样,在不舍昼夜地流逝着。但人的意念,却可以任意驰骋,能不为空间时间所限制,一转念的瞬息之间,就可以越过辽远的新罗。“一念逾新罗”是化用佛家语:“新罗在海外,一念已逾。”(见《传灯录》卷二三),又发挥了庄子“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的思想(《庄子·在宥》),表明生命虽然会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聊乘化以归尽”(《归去来辞》),任听自然去支配;意志倒是可以由人们自己掌握,不为造物所主宰。“纷纷争夺”两句感叹说:人们在世间,不少人只知道争权夺利,好似处在醉梦里一般。然而世事沧桑,变化极快。谁能相信洛阳宫门前的铜驼,竟会埋没在荆棘里面呢?这种世事变化的反复,看起来比洪水的奔流还要快些,可谁又能理解呢?后两句“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是说觉悟过来,俯仰之间,便像已经越过了千种劫波,就是说失去了许多光阴。千劫,意即很长时间;“劫”是梵文佛家语“劫波”的省称。再回头看看流水,则依然盘曲如故。就以百步洪而言,也还是安闲自得的。以上六句是作者对生命、意念和世事的看法,杂揉了佛家道家的思想。
“君看”以下四句:是就行舟洪中的人说的。先说,古人在这百步洪里,也留下了不少遗迹,但是其人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岸边的苍石上,还留有蜂巢一般的篙眼。然后说,但如能此心无所住著,自己的思想能够旷达,即便自然界运行得再快,也与他无妨。“住”,即住著,是佛家语,“僵化”的意思。《金刚经》里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活,诗中采用了这种说法,以示人要自求解脱,不被外物所拘牵。结尾两句:“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总束前文,悠然而止,表明关于人生的哲理,前面已经说了个梗概,至此,各人都该离船上马转向归途了;再多说多辩,参寥禅师是会呵责人们的。诗的这一大段,总起来讲,是解说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人应超脱旷达,不为外物所奴役的道理。诗的结尾,非常幽默,足以显示诗人笔之所至、无所不适的超迈风格。
综观全诗,前半写景,有滩陡涡旋,一波三折之势;后半谈哲理,极飘逸超脱、不为事物限制之妙。苏轼诗风格上的一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在这首诗中写洪波湍急,在四句中连用七种比喻,各极其态,各逞其妍,笔墨淋漓恣肆,蔚为壮观,千古罕见。谈哲理部分,参入佛家思想,运以庄子文笔,启示人们应掌握自己的意念,力求超越时空的局限,以开脱胸襟求得自由。虽混杂了一些佛、道的消极因素,但从述真、乐观,不受环境支配这些方面来说,又具有积极的一面。此诗的艺术性是高超的,所谓行气如虹,行神如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可以作为此诗艺术手法的注脚。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