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与陈伯之书》, 全文可分为五段,这五个段落结合陈伯之以往的经历、现实的处境、内心的疑虑,有的放矢地逐层申说,无论是赞赏陈的才能,惋惜陈的失足,还是担忧陈的处境,期望陈的归来,均发自肺腑,真挚感人,全文有循循善诱、真诚相待之言,无空泛说教、虚声恫吓之语。(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丘迟善攻心 一书化干戈》)
该文是丘迟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书信。丘迟在信中首先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卑劣行径,然后申明了梁朝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动之以故国之恩、乡关之情,最后奉劝他只有归梁才是最好的出路。文中理智的分析与深情的感召相互交错,层层递进,写得情理兼备,委婉曲折,酣畅淋漓,娓娓动听,具有摇曳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该文围绕着“情”字作文章,注意遴选那些饱含情意的细节及相关的事物纳入篇中,让陈伯之感到丘迟处处是在为他着想,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弃暗投明,摆脱困境。全文濡染着作者热爱祖国,挽救故人的以挚感情,具有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
该文虽是骈文,但用典较少,而且力求摒弃晦涩冷僻之典,尽量写得明白晓畅,具体实在。全文基本使用偶体双行的四六句式,但注意参差变化,具有音乐美及和谐的节律感。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作者突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克服了南朝骈文大多形式华美、内容空洞的弊病,而自出机杼,写出了这篇流传千古的优秀骈文。今天读来,仍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