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按照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交辞令也写得委婉含蓄，表面上谦恭有礼，实则暗寓讥讽，意在言外。
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章以晋文公出殡开端，卜偃假借晋文公的神灵告诫晋国大夫：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表明秦晋两国争霸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这是觳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文章故意颠倒事件发展顺序，次写秦国决策，而把卜偃的预见放到最前面，对于揭示战争起因、渲染战争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柩有声如牛”，以卜筮之官的预言说明秦要伐晋，使文章一起笔就充满怪诞神秘的色彩，这也是《左传》叙事的常用手法。
第二个情节写杞子给秦送密报。杞子等三人是秦穆公在郑国的内线，他们骗取了郑国信任、掌管了郑都北门的锁钥，以为袭郑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人给秦穆公送信。信中提出“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暗示秦穆公尽快出兵、夺下郑国。这个情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导致觳之战的直接原因。
紧接着写蹇叔对秦穆公的劝阻。蹇叔是秦国元老，在秦国享有很高威信。秦穆公“访诸蹇叔”，问他袭郑与否。蹇叔坚决反对，指出：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郑国对秦国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得知而有所准备，内线密报的准备就等于白白浪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指出晋国必然密切注视秦军态势。蹇叔深谋远虑，他的战略分析鞭辟入里，颇中肯綮。但穆公野心膨胀，拒绝劝告，一意孤行，悍然出师。
“蹇叔哭师”的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深沉。怀着拳拳忧国之心．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痛哭流涕地送秦师于东门。他先对孟明说：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明确地指出秦军必丧。“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穆公傲慢无礼的回答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哭送随军出征的儿子，更是老泪纵横：“晋人御师必于彀……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不仅表达了父子诀别的悲痛，更从地理形势、敌我部署等方面对秦军必败的预言作了，具体说明：此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按照他的预言发展的。可见，蹇叔哭师的情节在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
按照礼节，各国军队经过周都洛邑北门时，将士应该下车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天子的恭敬。但是秦军却只是摘掉头盔，并不脱甲，也不收兵器，好多人刚刚下车，马上又跳回去，十分轻佻放肆。这恰好被王孙满看见了。王孙满年龄虽小，但透过秦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表面现象，却看到了他们纪律涣散、骄横傲慢的本质，得出了“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的正确结论。这与蹇叔的看法不谋而合，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师必败的原因。
郑周商人弦高，在去周都经商的路上碰到袭郑的秦军。这个机智的郑商，用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作为礼物，以郑军使者的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围已有所准备。而这其实是在稳住秦军，派人回郑国报信，使郑同做好应战秦军的准备。郑穆公收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察看杞子等人，果然发现他们已捆束行装，磨砺兵器，喂足马匹，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工作二于是郑穆公赶快派皇武子赶走了杞子、逢孙、扬孙三人。这同前面蹇叔所言“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相照应，说明了蹇叔的分析完全正确，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
晋在得知秦袭郑未成而还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截击秦军。先轸以秦国劳民伤财、傲慢无礼为由，驳斥了，以栾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张“必伐秦师”二晋国由于地理优势，又是以逸待劳，致使秦师全军溃败。骰之战的战争过程只以“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骰，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笔带过，言简意赅，交待了，交战的时间、地点和结局。至此，蹇叔的预言已全部应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文赢请三帅以下则是崤之战的尾声。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文赢请求将孟明等三位秦国主帅放归秦国，得到应允。先轸闻讯赶来，怒唾于朝，表现了一介武士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对晋国的赤胆忠心，在文章结构上则引出了以下情节：晋国阳处父追孟明于河中，孟明巧妙地谢绝阳处父假托君命所赐的骏马，回到秦国。不过秦穆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勇于自责、悔改可见，最后两段的作用预示着秦国并没有彻底失败，秦晋争霸的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
全文并不重在描写战争过程，而是对秦晋役之战的起因、酝酿和结果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意在揭示秦国败绩的原因：一是出师错误，这在蹇叔哭师一节中有详细的原因分析；二是骄兵无礼，这是王孙满观师所说明的道理。因此，文章在反映秦晋争雄的同时，重点在对战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