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选用诸如“辞”、“去”、“带”、“入”、“辞”、“卷”等一系列动态词语,娓娓道来,贴切自然,清新可读。它属初唐难得的好诗之一。
第一,二句“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以夕阳斜照、“年华”把芳殿、绮宫装扮得更加金碧辉煌来点明皇上于宫苑逢除夕,暗示题旨,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第三,四句“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紧承首联指出除夕是冬春交替之际——冰雪消融,寒冷的隆冬过去了;暖气回升,和煦的春天来到了。在这里,诗人从时令的转换角度给人以温馨的快意,酿造了一种暖洋洋、乐融融的节日气氛。
第五,六句“阶馥辞梅素,盘花卷烛红。”出句叙写梅花绽开,阵阵飘香。进一步渲染了春意。对句紧扣首联对句突出宫中守岁的景象:宫廷内外.张灯结彩,光辉灿烂;摆上供品,敬神祭祖,守岁辞旧。显得热烈而庄重。
最后两句“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紧扣“守岁”,由宫廷而至天下,推而广之.概述举国欢庆、共度良宵,辞旧迎新的普遍现象,从而浓化了宫苑守岁的热烈气氛。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