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春日送别友人，以淮水春潮为喻，委婉含蓄地抒发了对友人远行的依依不舍之情与无限思念。这是一首表达友谊的送别诗，全篇情意真挚，感人至深。
“映门淮水绿，留骑主人心。”句用了画意般的描写，点明时间和地点。这是临水的地方，淮河碧绿的颜色被映在门上，应该是晚上吧，白天太阳下水的影子应该是闪烁不定的，不能看清楚颜色。只有静夜下平静的水面才会将绿色抹在人家的门户上吧。当然做这个推测，也因为诗人后面还写有留客的句子，应该天色已晚主客都有了不便之处，诗人才会生出挽留的心意吧。
“明月随良掾，春潮夜夜深。”句都有祝福的意思。尤其用渐渐高升的明月来比喻朋友将要得到的发展，表明诗人不但希望他能高官厚禄，而且希望他能成为清正廉明的好官，诗人真是在用善良的心对待朋友。春季的淮河潮水会夜夜高涨，诗人用潮水来形容自己对朋友的思念之心，这里即使有夸张地一面，但是也很形象化了那看不见的心绪，诗人的思念一下子变生动了。比喻的作用有说明，也有加深理解的一面。
作者以淮水之绿表明主人留客之心殷殷切切，以明月、春潮来表达分别之愁，从环境入手，让周围景物表达出自己的心情和思想，这种手法在王昌龄送别诗中占大多数。
这首作品里对朋友的心意写得具体又深厚，选材有特点，而且素材的针对性也强。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优钵罗花即岑参所认定的印度梵语中的雪莲花，按照作者在序言中的说法，优钵罗花这个名字他最早是从佛经里读到的。唐代的西域居民多把优钵罗花想象成神山圣域里罩有灵光圈的小佛像。
“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四句写在天山南部、火山北部，一种人未曾识的奇花异草生长于其间，其茎干、叶片皆晶莹玉润，浓绿如翡翠，亭亭匀秀，美丽婀娜。
“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四句写此花碧叶六片，翦翦如齐，花瓣有及，色如凝脂，夜晚掩合如羞，清晨幽心静放，笑对骄阳，其香清幽淡雅，沁人心脾，叹此花为何生于寒荒西域，而不生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中原大地，使有道之士、高洁君子但有知音之赏、惺惺相惜，而不能植于静室，相濡以沫。
“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这几句写将此花移于官署，使其高情逸态、淡放幽香涤尽官署锈染浊蚀的纷纭伧俗气，增其恬淡，秀其玉色，也使诗人日日得以耳濡目染，声气相求。叹此花高洁秀逸，幽香独放，亭亭静植，不蔓不枝，有君子澹泊明净之心，有贞女沉静清淑之态。耻于与众草为伍，择地而居，深山幽谷，冰霜侵逼，抱寒寂对幽冷亦淡定自若，无怨无艾，不因无人而不芳，不为孤影而自怜。如握瑾怀瑜的君子啸傲林薮，抱道自持，也绝不同流合污，和光同尘。
“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二句写诗人叹此花清雅高洁，如高尚其志的隐士，定是佐王的股肱大才，必当献于君王以其光明和德化布于天下，怎奈山长水阔，阳关路远，君王难致。
此诗长短不拘，随情感的波动而蜿蜒前进，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文学技巧和精湛的表现手法。全诗以花自喻，以花独居僻壤，喻自己穷居塞外；以花种类奇特，喻自己胸怀大略；以花的独自开放，喻自己的洁身自好、特立独行；以花的罕为人知，喻自己的怀才不遇；以花因路途遥远无法上闻帝王，喻自己远戍边塞，晋身无阶。古人以物喻人者为数不少，但像此诗这样切合得丝丝入扣，以至有花与诗人简直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之感的则并不多见。这首诗堪称唐代以物咏志的边塞诗中物我融合较为完美的一首。
此诗为歌行体，形式灵活自如，多用散句，穿插变化，以韵调、用意来调节字句，流畅和谐，调如辘轳，而圆转自如。词不妩媚，而清秀淡朴、婉转有致，也颇合于诗的内容和格调。
抒情的深婉含蓄是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它表面上只是一般的纪行写景，但平和的外表下激荡着强烈的感情波澜。这里有着喜和忧两种感情的掺和交融，内心微妙的变化，曲折尽致。杜甫举家远徙，历尽艰辛，为的是寻找一块栖身之地，如今来到富庶繁华的成都，“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眼前展开一个行天地，给了他行的生活希望，欣慰之感溢于言表。“但逢行人民，未卜见故乡”，快慰之情刚生，马上又想到了梦魂萦绕的故乡，何时再见，未可预卜，但见大江东去，他自己只能做长年飘泊的游子了。下面接写成都的繁华、气候的温和，又转悲为喜。但成都虽美，终非故土，鸟雀天黑犹各自归巢，而茫茫中原，关山阻隔，他不知道自己何日才能回去。诗人又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中原州郡尚陷于安史叛军之手，一句“中原杳茫茫”，包含着数不清的忧国伤时之情。诗人遥望星空，愁思怅惘，最后只能以自宽之词作结。全诗写喜，并不欣喜若狂，诉悲，也不泣血迸空，在舒缓和平的字里行间，寓含着一股喜忧交错的复杂的感情潜流。
作为纪行诗，这首诗用“赋”来铺陈其事，而“赋”中又往往兼有比兴，因而形成了曲折回旋，深婉含蓄的风格。诗一上来就直道出眼前之景：夕阳西下，暮色朦胧，诗人风尘仆仆地在岁暮黄昏中来到成都，渲染出一种苍茫的气氛。它既是赋，又兼比兴，桑榆之日正是诗人垂暮飘零的写照。同时它也兴起了深沉的羁旅之情。下面写“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都是赋中兼兴。最后写“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暗寓中兴草创、寇乱未平的忧思。诗人妙用比兴手法，笔下的自然景物都隐含深挚的感情。全诗一一闪过山川、城郭、原野、星空这些空间景物，同时也表现出由薄暮至黄昏至星出月升的时光流逝。这种时空的交织使意境呈现出立体的美，烘托出感情上多层次的变化，达到情与景的自然交融。
胡应麟论东汉末年时的《古诗十九首》说：“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诗薮》）杜甫此篇正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这一风格。而在思想感情上，它又突破了《古诗十九首》多写失意飘泊之士苦闷忧伤的小天地，它运用喜忧交错的笔法，写出了关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其高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