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讲述了坐禅能由定生慧(道心长),净化尘心,解脱烦恼,闻莲花香,入佛国境。由于是心印,所以阐述虽禅门宗派林立,但寸心西方仍为根本的道理。
“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蒲团”是指用蒲草所编造的一种坐具。“莲花”是西方极乐净土中的物象之一,是佛性的象征。传说佛祖降生前,皇宫中池塘里突然盛开了大如车盖的奇妙莲花,佛祖修成正果后,坐的座位便被称为“莲花座”。在《观无量寿经》中也提到凡是投生于西方极乐净土的人,首先投生在西方净土的莲花之中,莲花依对佛教的信仰程度次第开放,之后就能看到西方诸佛,聆听佛法。这里的莲花不仅是实景描写,也喻指佛国莲花。作者清心寡欲,端坐于蒲团之上,置身在清香脱俗的恬淡氛围中,诚心礼佛,使心灵归于沉寂,思量佛法的精深与广大,并享受着参禅悟道带给自己心灵超凡的愉悦,一切尘世的忧伤烦恼都在莲花光华中消失殆尽。
“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这是作者礼佛悟道的所得。“八万四千”形容数目很多,这是印度人所常用的一种习惯语,佛经中常见,并非真有八万四千。“方寸”就是心。禅宗四祖谓牛头融禅师云:“百千妙门,同归方寸;恒沙功德,总在心源。”(《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虽然参悟佛法摆脱烦恼有众多法门,而且法法有别,但是终归要获得心灵的升华和解脱,只要悟得此境,方寸的心田即可证得西方极乐。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中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 [4]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 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此诗主要描摹诗人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心态,体现出陶渊明决心摒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回归自然,陶醉在自然界中,乃至步入“得意忘言”境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此诗以“心远”纲领全篇,并分三层揭示“心远”的内涵。首四句写身居“人境”而精神超脱世俗的虚静忘世态。中四句写静观周围景物而沉浸自然韵致的物化忘我心态。最后两句又深进一层,写“心”在物我浑化中体验到了难以言传的生命真谛此诗意境从虚静忘世,到物化忘我,再到得意忘言,层层推进,是陶渊明归隐后适意自然人生哲学和返璞归真诗歌风格最深邃、最充分的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就是陶渊明“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代表作。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全词描写春闺少妇怀人之情,也亦写寄托之情也就是托词中少妇的怀人之情寄作者本人的爱君之意。词分为上下两阙描写的情景十分真切,是组词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篇。
“楼阴缺。阑干影卧东厢月。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雪。”词的上阙写楼外月色夜景。楼阴缺处,月光向东厢投下了栏杆的影子。影向东,则月偏西;月偏西,则夜已深。“东厢月”三字,按词牌格式规定,须重出。后出三字属下句,则浩然风露,似雪杏花,尽被包容在这月光下的银色世界里。“杏花”,为点季节,也是春夜外景迷人画面的主体,青春寂寞之怜惜情绪,已暗暗蕴含其中。李白以“床前明月光”引发故乡之思,这里写深夜月色,也为后半首写闺阁愁思不眠,先作环境和心情的烘染。
“隔厢催漏金虬咽,罗帏暗淡灯花结。灯花结,片时春梦,江南天阔。”词的下阕写到的那位怀人念远的闺中少妇,深藏在这座幽雅的园林之中,其风姿的秀美、心性的柔静和心情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给人一种见其景感其人的感觉。所以,上下阕之间看似互不相属,实际上还是非常一致的。然后转写少妇的愁思。她独卧罗帏之中,心怀远人,久不能寐。此时燃膏将尽,灯芯结花,室内光线越来越暗淡,室外则夜露已落,一切都这么沉寂,只有漏壶上的铜龙透过厢雾送来点点滴滴的漏声。在愁人听来,竟似声声哽咽。作者这里并不直接写人的神态,而是更深一层,借暗淡的灯光和哽咽的漏声造成一种幽怨的意境,把人的愁苦表现得十分真切。特别是“隔厢催漏金虬咽”找人一句,尤见移情想象的奇思。又写少妇的幽梦,又重叠前句末三字,突出灯光的昏暗,然后化用岑参《春梦》诗“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二语,表现少妇的迷离惝恍之情。
人倦灯昏,始得暂眠片刻,梦魂忽到江南,境界顿觉开阔。然而所怀念的人又在哪?梦中是否能见到?作者却不写出来,让读者自去想象。这样写,比韦庄《木兰花》中的这句 “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意思更含蓄,更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