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大量运用比喻。“清水本不动，桃花发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诗中的男子自比清水，借以象征自己的纯洁心灵和贞洁的感情；他把情人比作桃花，借以表现女子的弄丽动人。一池静静的清水，岸边长着一株桃树。桃枝的摆动，引起了水中倒影的摆动；水波荡漾，仿佛春光也在颤动。诗中的男主人公与情人就像这桃花和清水荡起爱情的波纹。比喻形象、生动，洋溢着诗情。
诗人又用比喻手法描绘了分离后的凄惨图景。“昔作一水鱼，今成两枝鸟。哀哀长鸡鸣，夜夜达五晓。起折相思树，归赠知寸心。”过去二人如同一个池中的游鱼一样，相亲相爱在一起，二人分居两地，变成了两个树枝上的鸟，天天如长鸡呜叫，夜夜哀鸣到东方欲晓。我彻夜不眠，清晨起来折下一枝相思树枝，把它赠给你，你见到树枝后就一定会知道我想念你的苦苦心思。这里的比喻既恰切，又给人一种伤感的气氛，牵动人们的情感。
最后以比喻结尾。“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天涯有度鸟，莫绝瑶华音。”过去相亲相爱的日子，就如倒在地上的水一样不可收起，就如飘去的浮云一样难以把它重新找回。但愿你不要忘记在遥远的天边有一个孤苦伶仃的亲人。希望不断地给我带来瑶华一样珍贵的音信。这里的“覆水”、“行云”、“瑶华”都比喻得精当，以这样的比喻结尾，留下凄凄情意让人去体会。
总的来说，这首诗以诗中两人的感情发展经过为主题结构，首先追思年轻时的恋慕，其次写尔后分离，再写两人别离已久已不可能在一起，最后寄以希望再通音讯来结尾。
这首诗诗继续写宴会上的情景，诗人向友人坦露心胸，表明自己此行是向朝廷上书论政，倾吐自己立志为国建功立业的宏大理想。
后首诗开头“紫塞白云断，青春明月初”二句写景，前句写旅程之展望，为虚写；后句写眼前之场景，是实写。此联形式上为对仗，内容上既点明诗题的“春夜”，又可见一种高迈的情怀。接着“对此芳樽夜，离忧怅有馀”二句，是说虽然处于良辰美景之中，但在这个充斥着离情别意的场面上，一切都变得黯然，用的是以乐景写哀情的反衬手法。五六二句“清冷花露满，滴沥檐宇虚”渲染了离别时的凄冷情境，这两句与前首五六两句意境相通，寓情于景，从景物描写中可见人物心理，表达出朋友离别依依不舍的深情。最后二句作者自豪地向友人宣告：“怀君欲何赠?愿上大臣书。”表明作者此行非为其他，而是向国家献书论政，本是为了政治事业。因此他对友人没有什么世俗礼品可赠，只愿他们能理解和支持自己的这次远行。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因而诗篇虽略有感伤色彩，但基调却高昂明快，并不给人以任何低徊悲抑之感。
这组诗因反复渲染离情而带上了一层淡淡的愁绪，但作者并没有套用长吁短叹的哀伤语句，却在沉静之中见深挚的情愫。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应不温不火。“火”则悲吟太过而感情浅露；“温”则缺乏蕴藉而情致不深。诗写离情别绪意态从容而颇合体度，有如琵琶弦上的淙淙清音，气象至为雍雅，不作哀声而多幽深的情思。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