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根据词序，可知此词是为两件事而发。一是频繁的调任；二是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而究其深致，词所要表现的，实是宦迹不定、人事掣肘使词人壮志难酬的牢骚不平之情。
词的上片从眼前饯别之情切入，点出别恨匆匆的遗憾。但从其“正怕酒尊空”的心理活动来看，词人心中积郁的愁情，决不仅仅是离别僚友们的感情。这一起句，就有包藏万有之力，为下文的进一步抒发各种人生忧思立好了地步。“头上”三句，以旁观者的洞达，对争名争利而兴门户私计的朝廷政要作出讽刺，言纵使生前为“贵客”，死后立“高累”，终不能称雄一世。这是对兴门户争私利者的无情嘲笑和无比蔑视，而又以旷达的语气出之，显示出词人不同流俗的思想境界。因为有这样旷达的思想托底，在上片末句，词人就能以清丽飘逸的意境，表现出词人不虑俗情的潇洒放逸怀抱。“一笑”句，虽是借用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莲篙人”的语典，可是用典浑化无迹，直如冲口而出；“落花风”，将时令特征以丽辞写出；而“干里”的形容，则更使落花美景由宴前而宕开无际，由实返虚，合实与虚，使词境显得更为深邃、灵活、摇荡。从章法上讲，结句又将离隆兴而赴行都的词作“本事”作出了必要的交代。上片就这样，由开头的别恨匆匆转到无恨可遣，意路多变，笔法摇曳。
下片首句，从小处说，是承接上片末句“出门去”而来，是写此番去朝廷为官的态度。从大处说，则词人之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是与上文所讽刺的朝廷政要兴门户私计的政治现状分不开的，所以是上文主旨的一个顺承和延展。在笔法上，词人借古讽今，以三国时代辛毗的耿直不阿，表明白己此去朝廷为官，早已准备好了像辛毗那样，宁愿不做高官、也不做曲附党私之徒的态度。这里的“孙刘辈”，应有所指下二句，以退为进，明看是写词人衰老憔悴之态，说任凭朝中权贵结党营私、大兴门户。实际上，这是对庸俗世风的有力抨击。究其含意，则稼轩之所以会如此衰老，都是因朝廷政要热衷于门户私汁、党派斗争，而对稼轩所向往的恢复大计则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对词人猜忌有加，频繁调动。全词开头词人“正怕酒尊空”即想要借酒挠愁的心理活动，在此也找到了部分解释。以下五句，看起来渐近颓唐萧瑟。词人这一生，除了湖海漂流、醉吟风月之外，根本无所建树。既然一切都由天子之力，词人真想乞求退休，归隐于镜湖东边的山水之中去。但反过来看，这里面却充满了爱国者的牢骚不平、悲愤与讽刺。因为词人的“此外百无功”，是由于生在这样一个不给机会的政治时代，处处受人掣肘之故。既然词人只手难挽狂澜，倒不如归隐林泉，以免受人倾轧。是对理想受阻的再一次纾愤，是对朝廷政治气氛的辛辣讽刺。这样的“反话”，也能显示出稼轩词气“勃部”、慷慨内敛的抒情风格。
此词以旷达的风貌隐含悲愤讥刺之情，是稼轩词的本色。
此词可分三层。
上片为第一层，由江行沿途所见山川引起怀昔游，痛惜年华之意。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川秀美，辛弃疾南归之初，自乾道元年至三年，曾漫游吴楚，行踪遍及大江南北，对这一带山水是熟悉的。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此后出任地方官，调动频繁，告别山水长达十年。此时复见眼中川“都似旧时相识”了。“溪山”曰“过眼”，看山却似走来迎，这是江行的感觉。“怪”是不能认定的惊疑感，是久违重逢的最初的感触。往事虽“还记得，却模糊、记不真切，真象一场旧梦。
“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梦中”云者不仅有烘托虚实之妙，也是心理感受的真实写照，这种恍惚的神思，乃是多年来雄心壮志未得实现。业已倦于宦游的结果。反复玩味以上数句，实已暗伏“尘劳”、觉非之意。官场之上，往往如山水一般旧曾相识虚如幻梦不如远离，同时也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来自大自然的召唤。所以，紧接二句写道：“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要探山川之胜，就得登攀，“携杖”、着“屐”（一种木底鞋）是少不了的。
《世说新语·雅量》载阮孚好屐，尝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两）屐？”意谓人生短暂无常，话却说得豁达幽默。此处用来稍变其意，谓山川佳处常在险远，不免多穿几双鞋，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结尾几句就对照说来，“笑尘劳、三十九年非”乃套用蘧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话（语出《淮南子·原道训》），作者当时四十岁，故这样说。表面看，这是因虚度年华而自嘲，其实，命运又岂是自己主宰得了的呢。“长为客”三字深怀忧愤，语意旷达中包含沉郁。实为作者于四十年年来之感慨，年已四旬，南归亦久，但昔日的志愿，却无一件得以实现，感慨，今是昨非，一生劳碌，原来“长为客”无丝毫是自己左右的。
这片六句另起一意为第二层，由山川地形而引起对古代英雄事迹的追怀。扬州上游的豫章之地，历来被称作吴头楚尾。“吴楚地，东南坼”化用杜诗（《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表现江行所见东南一带景象之壮阔。如此之山川，使作者想到三国英雄，尤其是立足东南北拒强敌的孙权，最令他钦佩景仰。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而孙权堪与二者鼎立。此处四句写地灵人杰，声情激昂，其中隐含作者满腔豪情。“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二句有慨叹，亦有追慕。恨不能起古人于九泉而从之的意味，亦隐然句中。
结尾数句为第三层，是将以上两层意思汇合起来，发为更愤激的感慨。“楼观才成人已去”承上怀古，用苏轼诗“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送郑户曹》）意，这里是说吴国基业始成而孙权就匆匆离开人间。“旌旗未卷头先白”承前感伤，由人及己，“旌旗”指战旗，意言北伐事业未成，自己的头发却先花白了。
综此二者，于是词人得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人间哀乐从来循环不可琢磨（“转相寻”），“今犹昔”。这结论颇带宿命色彩，乃是作者对命运无法解释的解释。更是作者对命运不如已愿，人事多乖的感叹。
词中一方面表示倦于宦游——“笑尘劳、三十九年非”，另一方面又追怀古代英雄业绩，深以“旌旗未卷头先白”为憾，反映出作者当时矛盾的心情。虽是因江行兴感，词中却没有着重写景，始终直抒胸臆；虽然语多含蓄，却不用比兴手法，纯属直赋。这种手法与词重婉约、比兴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作者是现实政治感慨与怀古之情结合起来，指点江山，纵横议论，抒胸中郁闷，驱使古人诗文于笔端，颇觉笔力健峭，感情弥满。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自具兴发感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