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沂孙的艺术风格特长在于咏物。他借用前人诗句，略加点染，榴花风貌就历历在目。把哀感也融入新鲜的审美感中。全词表意清楚，用古事和前人词诗，能消弥其于无痕，这种艺术写法，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玉局歌残，金陵句绝，年年负却熏风”，起笔之处就点出了榴花，并说从苏轼、王安石咏柳花诗词后，便没有续响，任榴花自开自落，年年辜负了夏日熏风。玉局指苏轼。苏轼曾因反“新政”反被贬至海南岛。微宗即位后，他遇赦而还。后被任为提举玉局观，因而后人或称之为苏玉局。他的《贺新凉·夏景》后片，就是写榴花的：“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另一首《南歌子·暮春》，气象更为宏美，词是：“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冰簟堆云髻，金尊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金陵”是指王安石，因其晚年家住金陵而称之。《王直方诗话》有句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谓翰林苑有一枝石榴，叶长而花独一。这段讲述自从苏、王二人赋咏榴花诗词后，后来再无续响，花自落水空流，夏日熏风皆辜负。但是王沂孙感到诗词家久没有这样的描写了，让石榴花寂寞冷落，辜负了初夏时光。这三句既点出了榴花，又已有今昔盛衰哀感。
“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朱熹《榴花》诗云：“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邻村。坠萼可怜人，风吹落幽户。”“坠萼”、“却红”意谓盛后将谢光景，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前度绿阴载酒，枝头色比舞裙同”。这里暗用唐人万楚《五日观妓》“裙红妒杀石榴花”句意。红裙即石榴裙，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日照石榴裙。”这样就点出石榴花来，并讲它可以同石榴裙媲美。由昔及今，由他人及己，续写对榴花的欣赏。说：“何须拟，蜡珠作蒂，缃彩成丛。”笔力顿挫，反衬石榴花之好。温庭筠《海榴》诗：“蜡珠攒作蒂，缃彩剪成丛。”这里一反温氏之诗意。这里用缃彩花树作比。六朝唐宋立日春剪彩为花，曾有诗云：“白雪剪花朱蜡蒂”。词人认为榴花艳似舞裙，更不须用剪缃彩作的假花相比。
“谁家旧家殿阁”之下由一般榴花突然写到旧时宫殿榴花，他却是据唐朝故事写的。《洪氏杂俎》说杨贵妃曾在骊山遍种石榴。“谁在旧家殿阁？自太真仙去，扫地春空。”借唐玄宗去蜀，贵妃马嵬自缢事，而暗喻宋王朝德佑之难后亡国之事。王沂孙身历亡国情境，借古今兴亡国辙迹，这几句话是假借石榴话古，实则伤今。“朱幡护取，如今应误花工”，典出《西阳杂俎·支诺皋下》。唐玄宗天宝年间，有处士崔玄者在洛阳居住。有一个叫阿措的女郎告诉他：“各位女伴都住在花囿中，每次都被恶风所挠。崔玄依其言，在苑中立了一个朱幡。在东风振地时，苑中繁花无损。石阿措即安石榴。众女伴都是花精。词引入此故事，是说而今却再无花工设幡来护惜石榴。
“颠倒绛英满径，想无车马到山中”由宫中榴花转写山中榴花。这二句，是融化韩愈《榴花》诗“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的诗意，诗中有很浓的山野情趣。写榴花花开花落，无仕女到山里看花。从而赋予榴花以清新洒脱的品格。“西风后，尚余数点，犹胜春浓”三句作结，借“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意，反映了榴花的自然美，不因西风而减，反胜过“五月榴花照眼明”时，表现词人欣赏榴花并不在于一片繁红。结尾从榴花由盛转凋着眼这就和上阕“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何须拟，蜡珠作蒂，湘彩成丛”等句，互相照应，这里自有一种高贵的品格蕴含其中，歌咏了亡国后逸人高士的高贵品质。
这首咏榴花的词，王沂孙自然流露的是对榴花的鉴赏。词中正面描绘很少，而是用前人咏榴花的诗词和种榴故事来烘托出榴花的美。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