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茜纱窗下，鲁女同海榴同时出现。一个是富有生命，富有情感美丽迷人的少女，一个是花朵乍开，明艳照人的植物，这一“花面交相映”的情景，构成这幅东窗海石榴图轴的最美的部分。“稀”，既指海榴，也指鲁女，在作者的心目中，他们二者都是世上稀有之物。

　　“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海石榴之所以是世间所稀之物，是因为它有倒映着绿水的像珊瑚一样明艳的花朵，它有任何东西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光辉，它有随风散发的醉人的清香。同样，这两句也包含着赞美鲁女的内容。红花绿水，相互映衬，构成这幅画的基本色调，也充分体现了这幅画的色彩美。

　　“清香随风发，落日好鸟归”。前两句赞美石榴花的色泽，这两句突出石榴花的清香。花红香清，进一步说明了海榴的世所稀。“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出于对海石榴的喜爱，特别是出于对鲁女的爱恋。作者不惜让自己变成东南向的石榴枝，去拂动鲁女的罗衣。可见，这爱是十分强烈的，这痴情是十分浓郁的！

　　可惜的是“无由共攀折，引领望金扉。”当作者要化作东南枝的梦破灭后，他多想走过去同鲁女一起共同攀折石榴花枝，可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阻止了他，双方既不相识，又不曾有片言只语的交谈这一事实，又熄灭了他心头的那一把痴情的火，二人仅仅是陌路相逢，作者内心的衷曲难以表露。

　　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作者只能伸长脖子痴痴地望着那近在咫尺却又似乎远在千里的金扉而惆帐，而愁思。诗的最后两句是作者内心的独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表达出作者的情感是强烈的、真挚的，同时又是微妙、细腻的。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溶情于酒，又寄情于景。雪、杨叶、马鞭、壶醑和新月，这些都是送别的意像。雪花是寒冷的，冬天才有；梨花是温暖的，春天才有。作者用雪来比喻梨花，希望自己的浓浓深情能像春天的梨花一样。作者对朋友的依依不舍惜别之情，体现对友人豪迈豁达的祝愿。

　　首联“斗酒渭城边，垆头醉不眠”描写的是送别的地点以及送别酒宴的热闹场景。诗人以被送行人的目的地起兴，宕开一笔，铺陈叙述。李白在送别友人的宴席上喝得是酩酊大醉，这是李白对朋友的不舍，也是李白个性的写照。

　　酒是李白诗文的一大母题，诗人感情或是因酒而生或是借酒浇愁，酒早已成为了李白诗的象征。“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或是“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甚至有直接以酒肆之名为诗题的《金陵酒肆留别》，“白门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问取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酒的意象在李白诗中大量出现。

　　颔联“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此联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梨花喻雪，在古代诗文中多有出现，同样出名的还有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颔联对仗工整，使诗文具有形式、音韵之美。而“梨花”、“杨叶”的意象又具有唐诗典型的形象美的特点，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千树梨花竞相开放，柳叶新芽迎风摇曳。然而这美好的春景中却蕴藏着对友人即将远行的不舍之情，“以乐景衬哀情”，美好的春日风光却无人陪伴自己欣赏。

　　此外“杨叶”即柳叶，“柳”“留”谐音，古人折柳相送的传统由来已久，汉乐府有古曲《折杨柳歌》:“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李白送别诗歌与众不同，往往能够将分别之情写成普遍化的集体感受。在这首《送别》中，没有提到送别的友人到底是谁，却把自己的深情厚谊寄托在“梨花”“杨叶”这些意象中，使读者产生共鸣。

　　颈联“惜别倾壶醑，临分增马鞭”这句是全诗的点题之句，诗文明确地交代了举行酒宴的目的——送别友人。在送别友人的宴席上，诗人“倾壶”一饮，这是男人之间的送别方式，没有温婉的语言，也没有依依惜别的柔情，只是把对友人的不舍之情寄于酒中，一饮而尽。待到真的要分别之时，“马上赠鞭”，以示纪念。同样也是男人的赠别，尽管舍不得却故作豪迈。

　　尾联“看君颍上去，新月到应圆”，回味无穷，“三月不知肉味”。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目送友人“颍上去”，想象着友人的路途，这在李白诗文中同样很常见，“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诗人写目的地之景而浮想联翩，因景生情，因景结情，等到友人到达目的地应该是在月圆之日吧，从缺到圆的明月都是诗人依依惜别之情的寄托。无论何时何地的人们在送别之时，都会产生“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挥手再三别，临歧空断肠”的共鸣。我想，诗人也会担忧友人旅途的劳顿吧！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这是五千年的积淀，一言概括则为“雅”。无论是送别，还是思念，古人都将自己的浓情蜜意寄于诗文中。古典诗歌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送别诗在这颗颗明珠上闪烁着一缕缕的光芒。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的今天，没有“劳劳亭、长亭”这些专门为送别而建造的场所，离别之情已显弥足珍贵，不用鸿雁传书，也没有古人的离愁别恨。我们也许只有从古诗词中才能感受到离别的伤感了吧！

　　作者喝得酩酊大醉，又“马上赠鞭”以示纪念，表达了豪迈豁达之情；尾联写诗人想象着友人的路途，等到友人到达目的地应该是在月圆之日，从缺到圆的明月都是诗人依依惜别之情以及美好祝愿的感情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