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词作上片写春归大地，词人闭门幽居，思念亲人，自怜飘零。“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首二句写词人闭门幽居。首句与欧阳修《蝶恋花》词一样，连用三个“深”字，前两个“深”字为形容词，形容庭院之深；后一个“深”字为动词，作疑问句，加重语气，强调深。连叠三个“深”字，乃比兴之作。貌写闺情，实蕴国恨。次句是用韩文公《华山仙女诗》“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再加强“深”的意境，“常扃”与陶渊明《归去来辞》“门虽设而常关”，同一机杼，孤寂之心，忧愤之情，跃然纸上。词境静穆，不言愁苦，而使人更难为怀。云雾缭绕着楼阁，门窗常常紧闭，虽不深而似深，这是对庭院之深的具体描写。云雾缭绕是自然状况，是地处闽北高山地区建安所特有的，而门窗“常扃”，则是词人自己关闭的了。这表明词人自我幽闭阁中，不愿步出门外，甚至不愿看见外面景况，所以不仅闭门而且关窗。李清照酷爱“深深深几许”之语，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它一连叠用三个“深”字，不仅渲染出庭院的深邃，而且收到了幽婉、复沓、跌宕、回环的声情效果。它跟下句合起来，便呈现出一幅鲜明的立体图画：上句极言其深远，下句极言其高耸。用皎然的话说，这就叫“取境偏高”（《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用杨载的话说，这就叫“阔占地步”（《诗法家数》）。它给欣赏者以空间无限延伸的感觉。但句尾一缀上“常扃”二字，就顿使这个高旷的空间一变而为令人窒息的封闭世界。
第三句写的就是词人所不愿见到的景物：“柳梢梅萼渐分明。”柳梢吐绿，梅萼泛青，一片早春、大地复苏的风光。写景如画，不设色，淡墨钩线，着一“渐”字，为点睛之笔。李清照是位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词人，对大自然的细微变化，有着敏感的悟性。“雪里已知春信至”（《渔家傲》）、“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在这些早期作品里，表现的是喜春之情。可如今却怕见春光。结二句写的就是怕见春光的原因：“春归秣陵树，人客建安城。”这两句内涵极其丰富，所蕴含的痛楚情怀是相当深沉的。两句铺叙，合时、合地，境界自成。“春归”时间概念，“秣陵树”空间概念，意谓南宋偏安建康又一度春光来临了；“人老”时间概念，“建康城”空间概念，痛北人将老死南陲，创造出一种悲恸欲绝的境界。秣陵、建康，同地异名。它被分别置于上下对句之中，看似合掌（诗文内对句意义相同谓之“合掌”）。但上句写春归，是目之所见；下句写人老，是心之所感。它把空间的感受转化为时间的感受，从初春来临联想起人的青春逝去。情致丰富，毫不显得单调、重复。它貌似“正对”（即同义对）而实比“反对”（即反义对）为优，可视为此篇的警策。
词作下片，承上片怕触景伤怀，进而追忆往昔，对比眼前，感到一切心灰意冷。“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今昔对比，无限感喟。李清照与赵明诚是一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恩爱夫妻，他们共迷金石，同醉诗文，烹茗煮酒，展玩赏鉴，沉醉于富有诗意的幸福生活之中。李清照以其女性的独特敏感和文学修养，以春花秋菊为题材，曾写过不少好词。“多少事”，以强调语气，表示很多，记也记不清了。可如今年老飘零，心情不好，什么事也做不成。至此，词人情绪极为激动，不禁呼出：“谁怜憔悴更凋零！”破碎山河无人收拾，词人憔悴瘦损、流落江南。词人在《永遇乐》中曾以“风鬟雾鬓”描绘她的“如今憔悴”。“谁怜”二字，表明词人身处异乡，孤身一人，无人可诉。而一个“更”字，道出了词人的心境日渐一日的悲凄。
结末，“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这二句并非写实，而是举出她一生中印象最深、与她夫妻生活最有关系，作为“感月吟风”绝佳题材的事件。“试灯”，是宋人元霄节前是盛事。词人在《永遇乐》中曾回忆当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踏雪”，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八载：“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这两件事，在空间上，从北（汴京）到南（建康）；在时间上，从词人青年时期到中年时期。当年，她对这两件事都很感兴趣，可如今，却认为“无意思”、“没心情”，与上片的怕见春光遥相呼应，进一步表露了词人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冷。下片以对往昔生活的追怀、眷恋与如今飘零异地、悲凄伤感相对比，写出一位年老憔悴、神情倦怠的女词人形象。
南渡以后，清照词风，从清新俊逸，变为苍凉沉郁，这首《临江仙》是她南渡以后的第一首能准确编年的词作。国破家亡，奸人当道，个中愁苦，不能不用含蓄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一化而为老年时期的沉隐悲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