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花半露乾坤巧，百刻平分昼夜停。
拄杖有时挑菜甲，桔槔无复问畦丁。
逢春不出何为者，众醉谁知可独醒。
群花半露乾坤巧，百刻平分昼夜停。
拄杖有时挑菜甲，桔槔无复问畦丁。
逢春不出何为者，众醉谁知可独醒。
李商隐《无题》，不论有无寄托，都写男女相思，唯独这首例外。纪晓岚认为：“此是佚去原题，而编录者题以《无题》，非他寓言之类。”此说有一定道理。
大中二年（848）秋，诗人留滞巴蜀，无所事事；秋灯夜雨，客旅孤愁。兼之妻问归期，故思家忆归之情不能自己，遂于“夜雨寄北”之后，沿江东下。按归程本应直达荆南（江陵），然后陆发北上。可是宦海浮沉，一事无成，不甘就此罢休，于是想到湖南观察使幕府一游，便在武昌停桡。然事终不谐，又只好返棹武昌。此诗即作于武昌，抒写宦途风波、政治失意及思归不得的忧愤。
首句赋而兼比。一方面实写自巴蜀买舟东下的情景，又以之比宦途的风浪险恶，说自己象一叶扁舟在风波中颠簸无靠。由儒家思想薰陶的封建知识分子，其心态是达则兼济天下，扬眉吐气，很少想念家室；而当在外困顿失意、穷途末路之时，对家庭骨肉、亲情的温暖，又倍觉可贵。“万里风波一叶舟” 正是这种宦海苍茫、回归不得的心境下的喻象的外化，感慨深沉而出语自然浑成。二句写出了“忆归之心，愈欲撇开，愈加萦系”（姚培谦笺）的矛盾心理。“初罢 ”，刚刚罢休、丢开。“夷犹”即“犹豫”。全句说才把忆归的心事丢开，决定在武昌稍事停留，一下子又犹豫起来，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诗人对妻子一往情深，诗集中不少寄妻赠内诗流露出为仕为家不能两顾的矛盾和痛苦。稍后所作《荆门西下》云“人生岂得轻离别”、“蕙兰蹊径失佳期”，即同一意绪。
三、四句承“忆归”，申足所以“夷犹”之意，并伏下末句“思乡”。“碧江”指长江，用“碧”既为江水设色，又同四句“黄更”相对。“地没”一词，历来视为难解。《说文段注》“没老，全入于水，故引申之义训‘尽’。”那么“地没”即“地尽”，指远处水天相接烟波微茫之处，极引游子眺远思归之情。“元”通“原 ”。这一联说，悠长的江水本来一直牵引着我的归心，无奈宦海浮沉，只好在黄更矶边停了下来，矛盾的心境，抒写得曲折动人。
五、六承二句“罢”，申足所以暂时“罢归”之意，并逗下“怀古”。诗人滞留荆巴、一事无成，而怀想古人在荆巴的有成之士，亦思振起，庶不愧于古人。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思乡之情如此深切而竟中途停留的深层原因。埋茔阆中的张飞，当年在当阳长阪“据水断后，瞋目横矛”，何等英雄，虽然后来为部将所杀，总算是“冤魂报主”。西晋的王浚小字阿童，曾在荆门对过之西塞山燃炬烧融孙吴的千寻铁锁，建立了不朽功勋，其行义之高尚更如霜气之横贯秋空。《唐音癸签》卷二十四：“六朝人诗用‘镇’字，唐诗尤多……盖有‘常’之义。约略用之代‘常’字，令声俊耳。”故“镇横秋”即“常横秋”之意。七八句自警策：人生不能长此碌碌无为，一下“思乡”，一下“怀古”，这不是令己白头速老吗？七句“岂得”，反躬自问，末句申足前意，说明“无谓”的具体含义在“思乡”，在“怀古”：长期为这种感情所困忧，又怎么能振作精神于一番事业呢？由于七八句诗意的拗折，故感慨的最大张力在七句，百八句才显其沉著深厚。
这首诗为七言绝句，除“深”“逢”平仄不拘外，完全符合平起首句入韵格律。因为“垂纶”即垂钓，所以这首诗描写的正足孤独的垂钓者。钓者独处静谧之地，长潜烟雨之中，不与人世相通。诗名《赠渔父》，自然要赞美渔父。全诗通过环境描写，虚拟对话，刻画了与地无争的老者形象。
第一句的正面环境描写勾勒了山泽野趣，而第三句是其补充。芦花盛开，一江皆白，蔚为壮观。芦苇一般九月开花，北方降温，故称“寒水”。杜牧另一首《泊秦淮》也曾写过“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三国魏刘桢《赠从弟》曾曰“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深泽”与“水畔”化用了战国屈原《渔父》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本句中，风来苇曳，鱼去纶摇，而一个“静”字反衬出了渔父娴熟的技巧和沉稳的心态。
第二句由空间转换到了时间。“月夕烟朝”是指晚上的月光和清晨的薄雾。由于夜钓和雾钓时能见度较低，垂钓肯看不清鱼漂，所以此句暗示渔父技艺高超。又由于所写时间是夜间，所以此句也暗示渔父昼伏舟中，离群索居。渔父隐逸自处，已非一日，而是“几十春”，彰显了坚定的意志和脱俗的境界。明儒杨慎《临江仙》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与此格局相类，因置于《三国演义》开篇而脍炙人口。
第三、四句由描写转入记叙。秋冬岸边，喃喃自语。横舟独钓，皆遇醉人。“孤舟寒水”的意象化用了柳宗元《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醒人”取自屈原的《渔父》，文中三闾大夫屈原解释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未逢拔俗之士，说明他自己深悟归隐之道；老者向作者诉说岸边际遇，也暗示作者自训为世外高人。
这首诗诗意象明确，节奏舒缓，格调清幽，境界深远，是一首刻画江边隐士的佳作。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