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上片,以“酒”为媒体,写苏轼对潘大临的嘱咐与期望。“别酒劝君君一醉”,写饯行。“别酒”,象征深情厚谊。“劝君”,情谊非同寻常。一杯,君醉了。再一杯,自己也醉了。醉后吐真言:“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第二、三句选择人生两大事进行议论:一是“学而优则仕”。二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文人过考,面临两大话题。每每提及,倍觉亲切自然。“清润”二字,饱含着苏轼对潘大临青春美的赞赏之情。“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以史实为教训,苏轼叮嘱潘大临要记取:仕庆得到的赏钱与此而幸遇的美女是珍贵的,千万不要轻易丧失于东邻的好色之徒手中。可谓语重心长,语短情长。
下片,以梦幻、假想之笔,写苏轼以自己还未赴试人仕的美妙人生构想来激奋潘大临的功名心。“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以假想之笔,写了以往应试入仕之人的的美好回忆。“长安”京都,政治中心,处处都有“佳丽地”。多少“三十年前”的妙龄仕途男子,出入于繁华的“佳丽地”,常常发出幽悱的咏叹:“我是风流帅”。一个“风流帅”,一语双关,说政治上出人头地。神情上英姿潇洒。苏轼赴试将近20岁,即将赴京参试的正茂风华,预想成为“风流帅”人物的一天定会到来。最后两句,满怀深情地对潘郎说:“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想当年,我未亲自出入“佳丽地”。但而今,我就要“功成名遂早还乡”,已不可能寻觅青楼旧事,更不可能在青楼墙上留名,而只能“记取”了。言下之意,你该有信心去实现试后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人生两大美愿。
该词,写送潘大临赴省过考。以“蝶恋花”这一带有象征性意义的词牌,以“青楼”、“佳丽”这一带有显示性意义的题材,来嘱托、期望潘大临赴省参试获得成功。词中反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仕宦意识和性爱观念。这是苏轼思想上的一种时代局限性。
这首诗分三个层次,由起句到“况乃陵穷发”为第一层,写倦游赤石,进而起帆海之想。由“川后”句至“虚舟”句为第二层次,正写帆海情状与心态变化。“仲连”句以下,为第三层次,即游生想,结出顺天适己,安养天年之旨。心情的变化则是贯串全诗的主线。
“首夏”二句遥应《游南亭》诗“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既点明此游节令,又显示了一种莫可如何而慰情聊胜无的复杂心情。游南亭触景生情,由春夏迭代中,深哀盛年已去,衰疾在斯。这里说,初夏了,天气总算还清爽煦和,芳草也未尝因骄阳的淫威而枯萎。可见诗人似乎已从前诗的悲感中稍稍复苏。尤可注意:“芳草犹未歇”,实反用《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则又于自幸自慰中,见出谢客这位“逐臣”的傲兀性格来。但是这种欣慰并不能维持多久,在出郡数十里南游赤石中,日复一日地水行水宿,未免单调,而阴晴的变化,云霞的出没,也因屡见而失去了新鲜之感。这滨海的周游,已使人厌厌生“倦”,更何况面临的是极北不毛之地,穷发更北的溟海呢。有人认为“况乃临穷发”是写诗人豪情勃发,顿起泛海之想,然而“况乃”二字分明承“倦瀛壖”来,见出帆海之前,诗人的心情并不甚佳。
然而当舟船沿港湾进入大海,奇景忽开,水面一平如镜,川后既令江水安流,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黄的朝阳谷神水伯天吴,虽然脾气暴虐,此时却也“静不发”,仿佛都在迎接诗人的来游。于是他高张云帆,泛舟海上,随意掇取那形如龟足的石华,那其大如镜白色正圆的海月。而当他抬头回望时,溟海无涯,心情也竟如坐下的轻舟而起凌虚凭空之想。
出涯涘而观大海,诗人之所感,必也与《庄子·秋水》中那位河伯一样,涵容无尽的海波,真使他心胸开张,一扫积日累月的烦酲。于是他即游生想,远追往古,进而悟彻了人生的至理:海上曾有过形形色色的隐者,有助齐却燕,功成辞赏而退的鲁仲连;也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公子年(见《庄子·让王》)。形踪虽似,而其趣迥异。后者只是矜伐虚名的假隐士,与庄子所说的“无以得殉名”(《秋水》)格格不入,有亏大道。而似鲁仲连所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才深合漆园傲吏物我两忘,适己顺天,“返其真”的至理。两者相较,诗人似乎对自己既往自负任气蹙蹙于一己得失的生活有所警省,他愿意铭记《庄子·山木》中太公任(任公)教训孔子的一段话:“直木先伐,甘泉先竭”。露才扬己,必遭天伐,唯有“削迹损势”,澡雪精神,中充而外谦,才能养生全年——这正与渊深无底,广浩无涯,却一平如镜的大海一样。诗至此,情景理完全契合无际。
方东树《昭昧詹言》曾指出,谢客博洽而尤熟于《庄》,此诗不仅取义于《庄子》,而且在构想上也有得于《秋水篇》。诗以赤石为宾,帆海为主,以“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与“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两联作转折顿束,遂在层曲的写景抒情中表达了出涯涘而睹汪洋所引起的精神升华,情与理与典实均能合若符契,足见谢诗结构之精。
此诗的情理又都在自然精美的写景记游中自然地体现。“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海产珍奇,而俯拾皆是,可见诗人扬帆于暖风静海中盈满心胸的恬适之感,于是下文请从任公适己顺天之想也就水到渠成了。鲍照评谢诗云“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正是指的这种中充实而溢于外,风华流丽而不伤于巧的语言特色。
首句以提问开篇。“带甲满天地”意即遍地皆兵。此诗开头就以新颖的语言,矫健的笔力,引起读者注意。次句“君”为诗人自指。作者问自己为什么在兵荒马乱这样的时刻“远行”。
“亲朋”二句写启程时情景。亲友同声痛哭,因为正值离乱,不知此后能否重逢。而诗人则无言地跨上“鞍马”,他实际上也是含着眼泪,告别孤城秦州远去的。一边有声的痛哭,一边无声的饮泣,悲凄之状如在眼前。
“草木”二句点出远行的时间和征途的感受。“草木”零落,时入岁暮。“霜雪”飘洒,关河冷清。这是辞别亲友后途中景致。此联“岁月”二字本当用平,诗人出于内容上的考虑,突破声律常格,上句全用仄,下句四字用平。用拗峭的语言,描绘寒冬的旅程,成为杜甫五律中以入代平的一个诗例,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别离”二句回忆亲朋相送的情谊。与亲朋“别离”虽“已”成“昨日”,由于感念难忘,仿佛就在今天。由此可“见”,“古人”殷殷惜别,是有深“情”厚意的。这里字面上在说“古人”,实指今日之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诗以“送远”为题,但从后四句看,“当是就道后作”(浦起龙语)。这样,前四句应是“从道中追写起身时之情事”(浦起龙语)。沈德潜极赞此诗开头是“何等起手”,浦起龙更用“感慨悲歌”四字盛誉前四句。
杜甫在战火纷飞的时刻,离秦州,入蜀道,却并无一个明确的目的。离别时虽然亲朋同声“一哭”,却无人以诗相送,情景是颇为凄凉的。为了自壮“行色”,他“就道”后补写了这首名作。这与他天宝十四载(755年)“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时所写《官定后戏赠》,很有点相似。不同的是,那首诗作于安史之乱前夕,纯出于游“戏”笔墨,而且“微禄”“耽酒”,“圣朝”“狂歌”,还可为“故山归兴”,“向风”“回首”。而这首诗则写于安史乱中,“带甲满天地”的时刻。“鞍马”入蜀,茫茫前路,还不知依“托”何人,根本没有以笔墨为游“戏”的闲情。回味“昨日”告别场景,想“见”“古人”惜别“情”意,无怪乎要“感慨悲歌”,放声长吟了。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艺术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前后照应,形成一体。其次,场面细致,感人至深。再次,虚实结合,增强抒情效果。第四,对比描写,增强情感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