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这诗的主题是北方边塞战士的乡愁,取材则集中于战士服役归乡途中的感慨。全诗可分三节,每节四句,首节写役满放归,叙述离家长久,思归之极;次节写来到家乡,叙述为国守边,戍地遥远;末节写感慨讽谕,指出朝廷漠视人情,不了解也不关切戍边战士的心情,而将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置于言外。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此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率真,是表现久戍思归主题的代表作。
不难看到,这诗的艺术构思汲取了《小雅·采薇》的一些经验,例如取材于战士归途的思想感情活动,交织即情与追叙的结构安排,采用对比、夹叙的表现手法等。但是《小雅·采薇》的主题思想侧重于褒扬战士的爱国精神,所以战士的内心矛盾主要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矛头指向外敌。而这首《杂诗》的主题思想则是讽谕朝廷不恤边卒,批评边塞政治不当,所以诗中不多涉及边塞民族矛盾扣军事情形,集中抒发“人情怀旧乡”和“胡宁久分析”,突出久戍不归的乡愁归思。由于主题思想比《小雅·采薇》单纯明确,因此它抒情性强,讽喻性突出,基本上不作叙事,从而使诗的旋律明快,节奏强烈,形成一种富有激情的基调,感讽弥深而气势充沛,动人心弦,促人省醒。钟嵘要求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可见这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评论要求的。
从诗句看,起结两联都堪称佳句。“朔风”二句是赋而兴。开篇点明时节、地点,点出主题“归心”,这是“赋”的要求。但诗句意思是说,北风吹动秋茸,引起边塞的战马产生回家的心思。这并非直接的“赋”,而是一种能引起战士思归的物象,所以实质是“兴”。对全诗来说,这二句起兴,以鲜明形象、无尽感慨和充沛气势奠定了基调,成为贯串全诗的主旋律,因而是风力挺起的佳句。“师涓”二句是用典故的赋而比,实质是事比。诗人用师涓的故事,态度比较婉转,讽喻却很尖锐,旨在提醒朝廷长久不闻警诫亡国的声音,不察觉在戍卒乡愁思归之音中的不满与不安,其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从讽谕美刺看,末二句亦是结得有力的,两相比较,各有特点。然而从南朝以来,评论都更欣赏“朔风”句,这与诗歌艺术思潮发展有关。
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虽然模仿《小雅·采薇》却能出以己意,直抒胸襟,这在玄言诗风行的东晋诗坛上是十分可贵的,不失为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风貌的佳作。
这首诗好像就是写了一个古代的情人节,或大相亲的场面。诗中交代了时间,初春时节,春水涌流的时节;地点,溱洧之外。
从大处写起,“殷其盈矣”,参加欢会的青年人之多,不可胜数,可谓熙熙攘攘,茫茫人海。这是下面一对情人相会的大背景。
从小处落笔,“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记录。可以说是一个很唯美的专题纪录片。
这首诗很美,美在春天;美在爱情。尤其美的是两枝花的俏丽出现:“蕑(兰)”与“勺药”。凭借着这两种芬芳的香草,作品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自然界的春天到人生的青春的转换,也完成了从略写到详写的转换,从“全镜头”到“特写镜头”的转换。要之,兰草与芍药,是支撑起全诗结构的两个支点。
诗分二章,仅换数字,这种回环往复的叠章式,是民歌特别是“诗三百”这些古老民歌的常见形式,有一种纯朴亲切的风味,自不必言。各章皆可分为两层,前四句是一层,落脚在“蕑”;后八句为一层,落脚在“勺药”。前一层内部其实还包含一个小转换,即自然向人的转换,风景向风俗的转换。诗人以寥寥四句描绘了一幅风景画,也描绘了一幅风俗画,二者息息相关,因为古代社会风俗的形成大多与自然节气有关。诗人唱道:“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二字十分传神,表现出一片冰化雪消、桃花春汛、春风骀荡的情景。春天,真的已经降临到郑国大地。在这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中,人出现了:“士与女,方秉蕑兮”。人们经过一个冬天严寒的困扰,冰雪的封锁,从蛰伏般的生活状态中苏醒过来,到野外,到水滨,去欢迎春天的光临。而人手一束的嫩绿兰草,便是这次春游的收获,是春的象征。“招魂续魄,拂除不详”,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其精神内核应是对肃杀的冬气的告别,对新春万事吉祥如意的祈盼。任何虚幻的宗教意识,都生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愿望。在这里,从自然到人、风景到风俗的转换,是通过“溱与洧”和“士与女”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的转换实现的。结构相同的东西可以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对照、联想,因而这里的转换顺理成章,毫不突然。
如果说对于成年的“士与女”,他们对新春的祈愿只是风调雨顺,万事如意,那么对于年青的“士与女”,他们的祈愿则更加上一个重要内容——爱情,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生命的春天——青春。于是作品便从风俗转向爱情,从“蕑”转向“勺药”。这首诗是以善于转折为人称道的,清人牛运震《诗志》、陈继揆《读诗臆补》皆认为它“妙于用虚字转折”。其实它的“转折之妙”,不仅独在虚字。如上所说,前一层次的从风景向风俗的小转折,是借重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实现的。这里从风俗到爱情的大转折,则巧妙地利用了“士”、“女”的相同字面:前层的“士与女”是泛指,犹如常说的“士女如云”;后层的“士”、“女”则是特指,指人群中某一对青年男女。字面虽同,对象则异。这就使转折完成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换实现于了无痕迹之中。诗意一经转折,诗人便一气直下,一改前面的宏蕑扫描,将“镜头”对准了这对青年男女,记录下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更凸现出他们手中的芍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总之,兰草“淡出”,芍药“淡入”,情节实现了“蒙太奇”式的转换。
于是,从溱、洧之滨踏青归来的人群,有的身佩兰草,有的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
尽管小小的郑国常常受到大国的侵扰,该国的统治者也并不清明,但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民来说,这个春天的日子仍使他们感到喜悦与满足,因为他们手中有“蕑”,有“勺药”,有美好生活的憧憬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