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这首词，由于作者带着悲壮激烈的心情来写，所以很有气魄，从一开始的景色描写，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叙述，写得气势磅礴、感情豪放、情绪激荡。下半片，写世事巨大的变迁，沧海桑田，面貌全非。

　　沽酒汀边，一身孤零。夜雨傍沱，又兼涛声，其势磅礴。“接着“记当年”以下，连续用典，历数风流人物、兴亡旧事，直至上片收煞，一气奔注，略无滞碍，托兴高远。作者描绘这些历史事件，写得深刻入微，如：“阿童东下”中用“东下”来形容晋王浚进军的气势， “佛狸深入”中用“深入”来说明进军的程度和梁武帝轻敌，用“萧郎裙厩"来比喻他华而不实，最后被围困而死。“笑风流”句，说的是谢玄的北府兵晓勇善战，将领们亦好谈兵法。“笑”字微妙，不能简单理解成讥笑，而应当理解为：当年晓勇的北府兵以及好谈兵的将领们如今何在？此处“风流”有豪爽、粗犷的意思。上片多用典实，却自然浑成，并不涩滞。但每个典故都是一个历史事件，内涵丰富。如：“阿童东下”，“佛狸深入”，它们各含一个具体，生动，场面壮阔，战斗酷烈的故事。又如：“萧郎裙屐偏轻敌’’，内含了梁武帝被困的故事，指出了华而不实的少年贻误国事。

　　换头转人即景抚今。“人事改，寒云白”句极言人世沧桑变幻，历代兴亡如白云须臾变苍狗，都只是瞬息间的事。其中词中风景描绘，起了很大的衬托作用。如：“听夜雨、江声千尺。’’又如：“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以落日残照古战场和西风吹进王侯家来显示时代的变迁，且”西风吹尽王侯宅“，意同刘禹锡《乌衣巷》诗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言石头城中东晋王侯的住宅如今也不复存在了。最后， ”任黄芦、苦竹打寒潮，渔樵笛“"描绘昔日的战场，已一片冷寂、空旷、残败的景象。只剩下让后人凭吊的遗迹。写黄芦苦竹抽打着红潮，是突出风，江风飒飒，不知渔夫还是樵子在吹着笛子，构成了凄苦幽怨的交响。全词高旷沉郁，苍茫无尽，确有东坡风致。

　　作者其实是在影射明末清初的镇江战事镇江的失陷与守将杨文骢的当生意气，骄傲轻敌脱不了干系。将大清军用灯笼火把伪饰起来的空筏看作是满载敌兵的战船，正当杨文骢为发炮击沉了清军的空筏而沾沽自喜时，清军主力已在大雾的笼罩下发动偷袭，杨文骢的狼狈与尴尬遂成为那场灾难的终点……纵观整个战局，弘光朝的覆灭就是那些夸夸其谈、志大才疏的风流名士们所制造的悲剧。 国亡了，家破了，西风吹尽王侯宅，光荣与尊严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

　　此词以蒜山附近为中心，将不同时代不同事件连缀一起，上下数百年，综观千古，语言精练而概括，一句一典，其景扩大，色彩黯淡。景中寓情，又因情选景，使词具有情豪气壮，悲激感人的特点，颇有苏辛之风。

　　此诗是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诗。此诗的着眼点不在描绘漆园的景物，而在通过跟漆园有关的典故，表明诗人的生活态度。

　　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侧面赞美庄子的品性。诗中“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是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庄子并不是傲吏。庄子之所以不求仕进，是因为自觉缺少经国济世的本领。这也是一种赞美，不过换了个角度罢了。诗人是借古人以自喻，表白自己的隐居，也决无傲世之意，颇有点看穿悟透的味道。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含蓄地透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两句意思说，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是形迹之“偶寄”而已。在王维看来，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这样也是很不错的。做个漆园吏，正好可借漆园隐逸，以“婆娑数株树”为精神寄托。《晋书》中有“此树婆娑，无复生意”的说法，“婆娑”用以指树，形容其枝叶纷披，已无生机。郭璞《客傲》中又有“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的说法，“婆娑”用以状人，形容老莱子放浪山林，纵情自适。王维用在这里，似乎两者兼而取之：言树“婆娑”，是以树喻人；言人“婆娑”，是以树伴人。总之，做这么一个小官，与这么几棵树相伴，隐于斯，乐于斯，终于斯，夫复何求。这就集中地表现了王维隐逸恬退的生活情趣和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

　　此诗看似评论庄子，其实是诗人借庄子自喻。诗人在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双追求辟世辞喧、恬淡隐逸的生活情趣，那“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的处世态度，正是诗人心理的写照。此诗用典贴切，蕴藉有致，彼有特色，且与诗人的思想感情、环境经历融为一体，以致分不清是咏古人还是写自己，深蕴哲理，耐人寻味。

　　查旧版《辞海》“乌纱”条，谓“古官帽名”，并引《晋书·舆服志》及《唐书·舆服志》作为佐证。说是“古官帽名”，当然无误；但读了此条，失之太简，仍不能使人明白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其实，乌纱帽早先并非官帽。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李白既然戴了乌纱帽，一定是做了官了，其实不然，乌纱帽在唐代与“白接 ”一样，是一种日常便帽。因此，李白此诗所写，只是隐处期间的一件小事；并进而论曰：“宋元时代，尚未见将官帽称为‘乌纱帽’，而明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则屡见不鲜。”（“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六集）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此诗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戴乌纱帽犹胜白头巾、儿子言辞很相宜的生活情趣图，诗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表达出诗人生活细节、小有情致的隐居生活。

　　此诗以画面清晰胜，浓墨淡彩，人、物、情浑然一体，透露了诗人脱却山人服、试戴乌纱帽时的喜悦心情，与《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心情相合，据诗意，此诗略在前，《南陵别儿童入京》诗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