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