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作于作者醉眠醒来时，描绘了山上没有半点声音和人烟好像太古时候一般一片寂静，日子清闲得令人觉得漫长以及人清闲得有些偏懒的情景。全诗造意古朴，对仗工稳，通篇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事显而情隐，富有禅意。

　　这首诗以“醉眠”为题，其实写的是一个独酌——醉眠——梦醒的完整过程。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诗人在山林环抱的居所中独酌，空山幽静，不闻人声，宛如置身于冥寞的太古时代；时间也仿佛静止了、凝固了，不再流动。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恍惚如有隔世之感。这儿既无尘世的喧嚣和纷扰，也无名利的追逐和与日俱生的忧患，一切都显得悠然怡然。这不尽是写环境氛围。诗人实际上写出了一个将醉未醉之人对时空所特有的感觉。这位饮者虽尚未露面，但从他在幕后哼哼唧唧的唱词，不难想见其酣然四顾的身影。在人们浑然不觉之际，诗人已从“醉”字入手解题了。

　　紧接着，一位陶然自得的饮者形象，便活脱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尽管春意阑珊，只剩下数枝残花，而饮者意兴犹浓，频频把盏。酒酣耳热之际，忽听得鸟声啼啭，他便又笑对鸟儿调侃，仿佛说：“我醉欲眠君且留，谅你这点絮聒，不妨我睡。”府仰之间，醉态可掬。“好鸟”一句，似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化出，诗人反其意而用之，在轻松风趣的口吻中，维妙维肖地写出了醉者旷放洒脱的神态。这里，“余花犹可醉”点出“醉”字承上；“好鸟不妨眠"又点出“眠”字启下，在似不经意之间，却细针密线，自有布置。

　　五六两句写饮者从户外进入室内。“花掩”、“簟便”都由“眠”字生发开去。竹席宜人，指明对令，和前面所说的“日长”、“余花”正相一致。欲睡掩花，这一本来是极平常的动作，却如平地生波澜，顷刻间激起诗人感情的涟漪。

　　“世味”二字，透露出诗人隐秘的心声。花之开合，与“世味”有关系。原来在封建社会里，“花”常常成为人物命运遭际的表征，它和屋主人的贵贱穷达、荣辱进退是休戚相关的。如“朱花”象征权势炙人的达官显贵，“寒花"则表示社会地位的卑微低贱，所谓“花第”也者，正是把“花”和品第等级联系在一起。故得势显达时“开花延客”、“花庭若市”，落拓不遇时则“杜花谢客”、“花可可罗雀”。炎凉世态，系于区区一“花”。唐庚当时正谪居岭南，他对这样的“世情”是尝够了滋味的，他有《鸣鹊行》诗云：“至今畏客如於菟。岂唯避谤谢还往，此日谁肯窥吾庐？杜花却扫也不恶，何但忘客兼忘吾。喧喧呜鹊汝过矣，曷不往噪权花朱？”又在《寄傲斋记》一文中设想，如有朝一日能从贬所脱归，回乡后将给故园之花命名为“常关之扉”。这些均可为本句注脚。

　　诗人不说“花掩知世味”，却将“世昧”置于“花掩”之前，不止是为了协调声律，也是强调了诗人内心的感慨，又可解作诗人欲乘掩花之际，将那使人心寒的“世味”推将出去，拒之花外，永不让它再来骚犹和破坏恬淡的心境，所谓“便欲醉中藏潦倒，已将度外置纷纭”（《谢人送酒》），且置之度外可也。诗人在悠闲旷达的醉饮之后，忽生“世味”之想，说明他仍怀愤慨不平之气，实不能忘怀于人世，可见此诗所谓“醉眠”，并非抒写流连花酒的闲适情调，不过是借此挥斥幽愤，聊以自慰罢了。

　　最后两句写由眠至醒。诗人既乐于与花鸟为友，不妨梦中携侣同游，吟诗留赏。然而这神游时的快意，一回到现实中便烟消云散，所得的佳句竟写不出来，“忘筌”是用《庄子》“得鱼忘筌”的语意。诗人用“梦中频得”、“拈笔又忘”这样轻捷的句子，写出了乍得忽失的惆怅之情，语调中不乏自嘲的意味。对美的追寻只存在于梦境之中，而梦终非现实，一旦梦醒之后，又是非常惆怅的。于此，在诗人幽默的调笑声中，表现出淡淡的苫涩的滋味。

　　这首诗通篇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事显而情隐。“世味”二字为全篇之眼，贯前领后。在其映照之下，则“眠”前的独酌虽貌似自得，实际上却是诗人在人世间深感寂寞的写照：这里既无三两知已开怀畅饮的场面，也无田家父老提壶过饮的交往。而“眠”后在梦中兴高采烈的寻觅追求，又分明是诗人不甘寂寞苦作挣扎的努力。但现实无情，人生有涯，虽然力求摆脱寂寞，而又终于不得不归于寂寞。如此深衷，如许波澜，均借一次“醉眠”的情事出之，平淡中蕴含至味。王夫之论诗力主一“忍”字，意谓诗歌的含蓄蕴藉，非有大力者不足为言。此诗庶几当之。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这首词是词人从一个亡国之君的立场和思想感情来写他追怀昔日帝王生活的悲哀和寂寞，词中以直抒悲怀领起，继之以一系列鲜明的图景。词中有眼前景，有象征景，有想象景，把他的凄凉之感，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寄寓其中，突出地表现了词人善于捕捉形象的艺术才能。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这首词的开头两句是说，往事回想起来，只令人徒增哀叹；即使面对如此美好的景色，也终究难以排遣心中的愁苦。

　　词的主旨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道破，即“往事堪哀”、“对景难排”这八个字。“景”指眼前景物，正对“往事”而言，而“往事”又与今日之处境两相映照，昔日贵为天子，今日贱为俘虏，这简直有九天九地之差。而今生今世，再无卷土重来的机会。所以第一句下了个“只”字，“只”，独一无二的意思，除此再无别计。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偏偏这个已经“归为臣虏”的降皇帝心还没有死透，相反，他对外界事物还很敏感。这样一来，内心的矛盾纠葛当然无法解除，只能以四字隐括之——“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这三句是说，秋风萧瑟，冷落的庭院中，爬满苔藓的台阶，触目可见。门前的珠帘，任凭它慵懒的垂着，从不卷起，反正整天也不会有人来探望。

　　“藓侵阶”即《陋室铭》中的“苔痕上阶绿”，表示久无人迹来往，连阶上都长满了苔藓，真是死一般的岑寂。作者对此白天的景色既然感到难排，便有心加以抵制，抵制的方式是消极的，檐前那一长列珠帘连卷也不卷，干脆遮住了视线，与外界隔绝。用这样的手法逼出了四个字：“终日谁来”！既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我还卷帘干什么呢？也许有人会问：既已写出久无人迹，又说“终日谁来”，岂不叠床架屋？其实，有重复也不重复，重复的是一层意思反复的说下去，不重复的是字面上说终日谁也不来，骨子里却含有万一有人来也说不定的希冀的心理在内。这就与“藓侵阶”好似重复而实际不重复了，那是因为一写实际景物，一写心理活动。

　　在悲观绝望之余，下片转入对故国的沉思。这也是李煜这个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逻辑必然。而沉思的结果，依然是荒凉萧索，寂寞消沉。但这是想象的产物，比眼前的实际更虚幻，因而感情也就更凄凉哀怨。

　　下片转折而起，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悲悼国家破灭、身陷为虏的遭遇。想当年，身为君主，群臣俯首，宫娥簇拥，有过颐指气使的威严，有过春花雪月的风流，而所有的繁华与富贵都一起随着金陵的陷落而烟消云散，化为了乌有。此时徘徊庭院，往事无限，看秋夜天高，秋月澄明，那金陵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却不再是往日的气象。南唐已破灭，君主成囚虏，秋月还是那轮秋月，只是“空照秦淮”而已。这里的“玉楼瑶殿影”，可以分作两层理解。第一层是指秦淮河边的旧时宫苑，映照在月光下，投影在河水中，却是有楼影而无人影，重在一个“照”字。第二层是指神话传说中的月宫，华丽壮观却虚无缥缈，就像此刻记忆中的故国宫苑，重在一个“空”。就第一层讲，作者是凭着想象回到旧地，就第二层讲，则作者是在当地望月而遥寄哀思。这两层意思就将一人而两地的情思通过一轮秋月糅合到一起，“空照”不仅在秦淮的楼阁，也在汴京的人一心。“空照”的感受中有无尽的心酸与哀苦。

　　这首词写当前的孤寂，与往日的繁华相对，不过不是直接道出，而是借景抒情。上片景色“秋风庭院藓侵阶”，写得寒瑟凄惨；下片景色“晚凉天净月华开”，虽然清冷，却是一片澄明。这两处景色，一明一暗，又一在白日，一在夜晚，就构成了双重的联系。在格调上是现在与过去的对比，在时间上则是日以继夜的相承。因此，“对景难排”不仅是说眼前景，而且是指所有的景物，无论四季，无论日夜，都不能为孤苦的作者排遣悲哀，不说“往事只堪哀”，用其他的话也是无法表达出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