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满江红》这个词牌，原调用仄韵，多以柳永格为准，但有融字的麻烦。所以白石为求协律而改仄为平。白石是南宋著名的大音乐家和大词人，妙解音律，对景填词，既能依旧调填词，又能自创新调，还能变旧调为新声。此词即是一首变仄为平的变调。仄韵《满江红》多押入声字，声情激越豪壮；然而此词改为平韵，声情顿变，读之只觉从容和缓，婉约清空，宜其被巢湖一带的善男信女用作迎送神曲而歌唱了。

　　词中塑造了一位可敬可亲的巢湖仙姥形象。她没有男性神仙常有的那种凛凛威严，而是带有雍容华贵的姿态，神定气闲的风范。她能够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保境安民，镇守一方，成为词人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也间接表达了词人对那些居高官，领厚禄而只知纸醉金迷，不管国忧民难的男人的讽刺和鞭挞。传统神话中常常记载着我国的名山大川由女神来主宰。如昆仑山的西王母、巫山的瑶姬、洛水的宓妃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山川女神，大抵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巢湖仙姥当是山川女神群像中的一位。

　　词的上片是词人从巢湖上的自然风光幻想出仙姥来时的神奇境界显得波谲云诡，恍惚迷离。它分三层写：先是湖面风来，绿波千顷，前山乱云滚滚，从云中似乎隐隐可见无数旌旗，这就把仙姥出行的气势作了尽情的渲染，显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特别是“旌旗共、乱云俱下”一句更为精采：一面是乱云翻滚，一面是旌旗乱舞，对比何其鲜明景象何其壮丽！从句法来讲，颇似王勃《滕王阁赋》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而各极其妙。这是一层。接着写仙姥前有群龙护驾，后有诸娣相随，甚至连群龙的金轭、诸娣的玉冠也熠熠生辉。至于仙姥本身的形象，词人虽未着一字，然而从华贵的侍御的烘托中，已令人想见她的仪态和风范。这是烘云托月之法，妙在从虚处着笔。这些当然是出于词人的想象，但也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原词在“相从诸娣玉为冠”句下有自注云：“庙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此为第二层。最后荡开一笔，意境骤转写夜深风定，湖面波平如镜，偶尔画外传来清脆的丁当声，仿佛是仙姥乘风归去时的环佩余音。在《疏影》一词中，词人曾写王昭君云：“想佩环、月夜归来……”两处都是化用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环佩空归月夜魂”诗句。这三句意境清幽空灵，与前面所描绘的气象万千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善于跳离前境，翻出新境，富有曲折变化、摇曳多姿之美，是白石词的妙处。此云湖上悄然无人，惟闻佩环，境界杳冥，启人暇思。此为第三层。通过这三层描写，巢湖仙姥的形象几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

　　下片进一步从威力与功勋方面描写仙姥的神奇。

　　过片处先以两个短语提挈，振起后片境界。然后以实笔叙写仙姥指挥若定的神奇才能，她不仅奠定了淮右，保障了江南，还派遣雷公、电母、六丁玉女（案《云笈七籖》云：“六丁者，谓阴神玉女也。”），去镇守濡须口及其附近的东关。这就把仙姥的神奇才能夸张到极度，俨然就是一位坐镇边关威震敌胆的统帅。紧接着词人又联想起历史上曹操与孙权在濡须口对垒的故事，发出了深深的感慨：“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为什么英雄人物中竟没有一个真正的好手，结果却只能靠一篙春水把北来的曹瞒逼走？这曹瞒当然不是实指历史上的曹操，英雄好手也不会是指历史上的孙权本人。词人一方面是出于想象，把历史故事牵移到仙姥的身上，以歌颂其才能之神奇，如同小序结尾所云：“予意春水方生，必有司之者，故归其功于姥云。”另一方面也是借历史事迹表现他对现实的愤慨，因为当时距宋金的隆兴和议将近三十年，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也正是依靠江淮的水域来阻止金兵的南下的。这两句以古讽今，寄兴深微，而又浑融贴切，不露痕迹，无限感慨，都在虚处。

　　结句含蓄委婉，生活中没有一个真正顶用的英雄人物，真正能够以“一篙春水”迫使敌人不敢南犯的却是“小红楼、帘影间”的仙姥。以仙姥的神功盖世而不居功自傲，反刺那些苟且偷安而又善于邀功请赏的无耻男人。“小红楼、帘影间”的幽静气氛，跟上片“旌旗共、乱云俱下”的壮阔场景，以及下片的“奠淮右，阻江南”的雄奇气象，构成了截然不同境界。然正因为一个“小红楼、帘影间”的人物，却能指挥若定，驱走强敌，这就更显出她的神奇才能。这种突然变换笔调的方法，特别能够加深读者的印象，强化作品的主题，并使行文显得摇曳多姿，富有曲折变化之美。姜夔曾在《诗说》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说：“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此词结句，正是反终篇之意而又能出人意表的一个显例，因此能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诗以“野望”为题 ，是诗人跃马出郊时感伤时局、怀念诸弟的自我写照。

　　首两句写野望时所见西山和锦江。西山主峰终年积雪，因此以“白雪”形容。三城，在当时驻军严防吐蕃入侵，是蜀地要镇。

　　中间四句是野望时触发的有关国家和个人的感怀。三四句由战乱推出怀念诸弟，自伤流落的情思。海内外处处烽火，诸弟流散，此时“一身遥”客西蜀，如在天之一万。诗人怀念家国，不禁“涕泪”横流。真情实感尽皆吐露不由人不感动。

　　五六句又由“ 天万”“一身”引出残年“多病”，“未”贡微力，无补“圣朝”的内愧。杜甫时年五十，因此说已入“迟暮”之年。他叹息说：我只有将暮年付诸给“多病”之身，但“未有”丝毫贡献，报答“圣朝”，是很感惭愧的。

　　杜甫虽流落西蜀，而报效李唐王朝之心，却始终未改，足见他的爱国意识是很强烈的。中间四句，由于连用对偶尔将诗人的家国之忧，身世之感，特别是报效李唐王朝之心，艺术地得到有效概括。

　　七八句最后点出“野望”的方式和深沉的忧虑。“人事”，人世间的事。由于当时西山三城列兵防戍，蜀地百姓赋役负担沉重，杜甫深为民不堪命而对世事产生“日” 转“萧条”的隐忧。这是结句用意所在。诗人从草堂“跨马”，走“出”南“郊”，纵目四“望”。“ 南浦清江万里桥”是近望之景。“西山白雪三城戍 ”，是远望之景。他由“三城戍”引出成乱的感叹，由“万里桥”兴起出蜀之意。这是中间四句有关家国和个人忧念产生的原因。

　　杜甫“跨马出郊 ”，“极目”四“望”，原本为了排遣郁闷 。但爱国爱民的感情，却驱迫他由“望 ”到的自然景观引出对国家大事、弟兄离别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反思。一时间，报效国家、怀念骨肉和伤感疾病等等思想感情，集结心头。尤其为“迟暮”“多病”发愁，为“涓埃”未“答”抱愧。

　　此诗前三联写野望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即由向外观察转为向内审视。尾联才指出由外向到内向的原因。在艺术结构上，颇有控纵自如之妙。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中唐时期牡丹诗佳篇迭出，王建此篇不写牡丹一时之态，而是从牡丹之贵写到牡丹之美，再写牡丹凋零，用变化的角度去赏牡丹，道尽惜牡丹之情。

　　诗作开篇言牡丹之贵，“名价别”三字直接道出牡丹的尊贵凌驾于诸花之上。随后作者用一个益字，生动的描写了长安城内牡丹花开的盛况，诺大的长安城处处是牡丹盛开，那繁盛的景象就好似要溢出来一般。此“益”引申为“满”，如同韩昌黎“绝色烟柳满皇都”，两诗皆非单讲数量之多，而是从更深层的去讲，韩诗更多的是写春满长安，而王建此句是讲牡丹的气质风采风靡了长安。用笔夸张大胆，用字生动准确，令人深切感受到牡丹之盛。

　　后句用反衬的写法进一步说牡丹之美，苓蔆是传说中的香草，却被牡丹的花香比的羞愧欲死；山踯躅是颜色红艳的花，遇到牡丹的艳色却显得黯然失色几如枯萎。这样的描写下，即使没见过牡丹的人也能感受到牡丹超绝的鲜艳和芳香。紧接着，作者描写牡丹的气韵。枝干为柔光所笼，而花朵被妖艳的色彩晕染了娇嫩的肌肤。前句描写牡丹纤细的枝干姿态和气质，后句则以美女嫩肤为比喻写牡丹的花朵的质感，分别从不同角度生动描述牡丹花的娇美。随后，作者用大量比喻，描写牡丹花的细节。用金粉来比牡丹花的黄蕊，而满字也生动的写出牡丹花蕊之繁；用缕缕红流苏来比牡丹翻卷的花瓣，写出了牡丹花瓣色泽和形态。“好和”句，以衬托笔法写牡丹之贵。香气可以熏染御衣，姿态可以描画入宫图，都是用皇家所用来衬托牡丹气质的高贵。

　　随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开始写牡丹的晚态和凋零，用哀愁的新妇，望着病夫的女子，分别写牡丹的将谢和凋零。用拟人的笔法，写出了牡丹的晚态，惹人怜惜。从写牡丹之盛到牡丹之贵再到牡丹之美转而写牡丹将谢，再写牡丹凋零，作者一步步引导大家从赞叹到喜爱再到怜惜。这时作者发出感慨，请大家珍惜花时，客人能多赏一会儿就多赏一会儿吧。这时的感慨已经是水到渠成，通过前面的描写，读者此时对牡丹的怜惜应也感同身受，仿佛作者是道出了我们心中之所想。

　　最末，作者用一夜清风起，千金买亦无，道出了花时难久的怅然。开篇之盛艳，末尾之冷清，强烈的对比让末尾仿佛一副大留白的画卷，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清风吹过，花亦凋零，这其中是不舍，是怜惜，是冷清，种种情感由人品读。

　　借凋零写惜花非王建独有，白居易就有《惜牡丹花》开一时之风气：“惆怅阶前红牡丹， 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 夜惜衰红把火看。”此后李商隐的效仿作《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苏轼亦作：“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而尽管王建的牡丹诗同样是写凋零写惜花，却是从花开写到花落，借对情感的把握的细致入微，用精心的铺垫将读者引入到那种怅然若失的情景当中。诗作描写过渡自然，惋惜怅然之情水到渠成。王建的牡丹诗从单纯的赏牡丹落笔，惜牡丹入情，不寄托政治抱负个人得失，就是写一个“赏”字，且赏出了独特的风格，乃唐代赏牡丹诗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山有扶苏》为《郑风》的第十首。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就是这样一首明白易懂的情歌，却因历代说诗者的刻意求深而蒙上重重烟雾，仿佛诗中真有什么深意似的。《毛诗序》说，“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说：“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花生于隰下，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以为是讥刺郑昭公忽的，这种解说完全是曲解了诗意。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疑是巧妻恨拙夫之歌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高亨《诗经今注》以为这诗写“一个姑娘到野外去，没见到自己的恋人，却遇着一个恶少来调戏她。”二说似乎都较牵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写一位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的诗。”有一定道理。而宋儒朱熹则认为《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此说倒比较接近诗旨。所谓“戏”，即俏骂之意。至于称诗中女主人公为“淫女”，完全出于道学家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郑风》中的所有恋爱诗都是“淫奔之诗”。今人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之类的说法，即脱胎于朱熹之说，但扬弃了朱说的糟粕。

　　关于诗中所写的情景，读者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野外僻处，一对恋人约定在此幽会。姑娘早早就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心上人来。最后，姗姗来迟的爱人总算见着了，姑娘心里当然很高兴，可嘴里却骂骂咧咧地说：我等的人是子都那样的美男子，可不是你这样的狂妄之徒啊！我等的人是子充那样的良人，可不是你这样的狡狯少年啊！处于热恋中的古代青年男女在欢会中的愉悦的心情，可以用各种形式表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俏骂，更能表示他们的亲密无间。小儿女的情态在诗中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至于诗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和“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四句，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以为是恋人约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诗经》中，“山有……，隰有……”是常用的起兴句式。如《邶风·简兮》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中有“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好：“诗非兴会不能作。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也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此诗中的起兴就属于这种性质。当然，无论是高山上长的扶苏树、松树，还是水洼里盛开的荷花、红蓼，这些美好的形象，从烘托诗的意境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