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陈情，犹陈诉衷情。友人，按此诗陈述：“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知此“友人”当为李白的近邻。诗又云：“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由而可见，李白所向陈情的这位友人，其当时在兖州一带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名流或知名文士。想必开始两人友情甚笃，过从甚密，然突遭变故，中途见弃，交道不终。感情的破裂，李白为此陈忧积恨，但一如既往，对友情坚忠不渝，并在诗中索性挑明此中曲折，坦率、诚挚地表白自己的初衷，希望言归于好。诗又云：“奈何成离居，相去复几许？”由而揣知，李白作此诗后，旋即去往徂徕山之“竹溪”。
在具体表达上，诗人着意于感情的形象化与情感之具体刻画。这主要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季札“挂剑”的故事，发生在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54年）春天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当中，都对这次活动有所记录。“归生荐夷吾”的故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诗人说管仲一举为齐国之相，位置青云之上，此全靠好友归叔牙所荐，且赞二人交道之高尚。李白用季札挂剑和归叔牙荐管仲的典故是为了说明交友之道，亦以此向友人表明心迹。在这友道的标准的基础上，诗人盛赞友人的道德文章，并描述了共井为邻的生活情景。可惜友谊好景不长，中道见弃，因此诗人深感“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即使如此，诗人仍然执着于友谊与友道，“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但事实上言归于好已不可能了。思念至此，“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并发出“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之叹，忧恨交积，语极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