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借助形象喻理。它以泛舟为例，让读者去体会与学习有关的道理。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其中的“蒙冲”也写作“艨艟”。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本来搁浅的“蒙冲巨舰”，就如羽毛般那浮了起来。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说往日舟大水浅，众人使劲推船，也是白费力气，而此时春水猛涨，巨舰却自由自在地飘行在水流中。诗中突出春水的重要，所蕴含的客观意义是强调艺术灵感的勃发，足以使得艺术创作流畅自如；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艺术要基本功夫到家，则熟能生巧，驾驭自如。这首诗很可能是作者苦思某个问题，经过学习忽然有了心得后写下来的。
此诗八句，层次井然。首联交代缘起。“暂”，暂且，有忙里偷闲的意味。“诣”字表明作者对郑和尚的尊敬、膜拜之情。“高僧”即指郑和尚。赞美他有很高的修行。“话”，动词，即第七句的“谈禅”。“来寻”两字，见诗人心情之急。兴致之高。寺而曰“野”曰“孤”，则其脱尘远俗自不在话下。
颔联写寻访的经过。“岸花藏水碓”，暗示这是乘舟寻访，所以才会注意岸花，才能发现岸花覆盖着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水碓。顺着水碓声寻去，岸边是一片竹林。“溪竹映风炉”，这句写上岸后寻访所见之景。“风炉”是一种炊具。据中唐人陆羽《茶经》：“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可见它主要是煮茶的器具。碧绿的溪竹与煮茶的袅袅青烟相映成趣，而茶与禅理也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水碓、风炉皆山寺常有之景致，作者《题山寺僧房》云，“野炉风自爇，山碓水能舂。”可见这两句虽未点明野寺，实际上野寺已跃然纸上了。
颈联是禅意最浓之所在。“顶上巢新鹊”，这是写郑和尚入定后心神凝一、迥忘外物的情态。入定，指僧人静坐敛心，不起杂念，使心定于一处。这句说，入定时的郑和尚形如枯木，在他头顶上有树木，鹊儿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所以在那树上做巢。“巢新鹊”则说明郑和尚入定时间之长、心志之专一。它和宋之问《游云门寺》中“入禅从鸽绕”、秦系《题僧惠明房》中“入定几时还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刘得仁《宿僧院》中“萤入定僧衣”、陆龟蒙《赠老憎》中“旧曾闻说林中鸟，定后长来顶上巢”、韩偓《永明禅师房》中“支公禅寂处，时有鹊来巢”等句用意略同。“衣中得旧珠”是说郑和尚出定之后与作者谈禅而使他恍有所悟。它用了一个佛教故事。《法华经·五百授记品》载，有一贫苦的人，去拜访一个富有的亲戚，亲戚怜悯他的潦倒而热烈地款待他。因此，他喝得烂醉，当场睡着了。正巧衙门通知其亲戚值班，亲戚见他
睡得正死，无法向他告别，于是在他衣服里缝了点珍宝。但他醒后，并不知此事，仍旧过着飘泊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又遇到那位亲戚，亲戚把藏珠宝的事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衣服里藏有贵重的珠宝。《楞严经》亦有类似之比喻。宝珠就是佛心和般若智慧。禅家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着佛性，这佛性不以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虽溃败，一物镇长灵”（丹霞和尚《玩珠吟》）。然而诚如“石中之火，不打不发”，必须石头碰石头，方可冒出火花，所以石头虽可发火，但不敲打还是发不出火花来。高明的禅师在修行者的时机成熟时使潜伏在修行者烦恼之下的佛性产生自觉，一似使他发现了衣中宝珠一样。当修行者经禅师的点悟突然间发现“明珠原在我心头”时，就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
尾联写诗人觉悟之后流连忘返的心态：“谈禅未得去，辍悼且踟蹰。”诗言“掇棹”，即停止划船，说明作者已经离开郑和尚上船准备回去了。但为什么又踟蹰不前呢？原来是禅师的一番话使他陡然醒悟，心有所皈，沉浸在禅悟的喜悦之中，而忘了归去。读诗至此，方见诗题中“晚”字之妙：本来天色已“晚”，诗人原打算“暂”访就走的，但拜谒郑和尚后，心仪神仰，竟然久久舍不得离去了。这就将诗人对郑和尚的崇拜、对禅悟的喜悦之情都表露了出来。
这是一首闺怨诗。前四句写春末夏初的景物，引出思妇。这里写了垂柳、蘼芜、芙蓉和飞花四种各自独立的景物，以折杨柳送别、采芙蓉求欢等民俗事象来暗示思妇的心态，以悬念征夫的情感将四个貌似各不相干的画面融成一体。这开头四句具有“状溢目前”而“情在词外”的隐秀之美。
接着四句用旧事喻思妇守空闺，意象变换如峰回路转，从暗喻转为明写。“采桑”句承汉乐府《陌上桑》之意表示思妇的美好；“织锦”句借苏蕙织锦之典表示思妇的相思。“荡子”点明相思的对象，“关山”标明相思的遥远；“风月”句使诗题彰明更显著。“风月守空闺”，仅五字就勾勒出一个思妇独守空房，无心观赏大自然的风月美景，颇有“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情致。
再用八句写思妇的悲苦情状，妙在用景物的衬托，把思妇的思念之切活画了出来。其中“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两句，则将思妇的内心完全形象化了，自然界的“夜鹊”和“晨鸡”用来比喻昼夜的更替，她的心就像这两句诗里的意象，感受到时世的沧桑嬗变。“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是当时传诵的名句。牖暗，梁空，蛛网悬挂，燕泥落下，在工整的对偶和确切、形象的语言运用中，把门庭冷落的情况以及思妇极端凄凉悲苦的心情完全表现出来。传说在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薛道衡将要被处死时，隋炀帝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语否？”由于隋炀帝忌薛的诗才而特别提出这句诗，因而使之传为名句。这两句诗可用来形容人去楼空、好景不常这类景况。
以上多为近距离的意象，而最后四句多为远距离的意象。“代北”与“辽西”都是远离思妇的边塞，这是从空间上写其“远”“；前年”与“今岁”表明思妇与征人离别之久，这是从时间上写其“远”。正因为他们相距远，所以思妇回首往日而心境悲凉，展望来日，她与那征人团聚的希望虽然在寂寞中燃烧，但也在寂寞中破灭：“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结末二句埋怨丈夫久戍于外而不归，以问句作结，内心的埋怨之情表露无遗。
正是在这种由暗而明、由外而内、由近而远的意象转换之中，显示出此诗的特色：铺排中有起伏，工稳中有流动，轻靡中有超逸，绮丽中有清俊。尤其是“暗牖”二句，足以表明薛道衡学习南朝诗歌细致深微的艺术风格上尚能登堂入室。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