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
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
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
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这是一首纪游写景的短诗。诗的内容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全诗没有一个生僻字,从头到尾用“夸张”的手法,形象而又逼真地写出了山寺之奇高,星夜之奇妙。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这两句是写山寺之高。第一句正面描绘寺楼的峻峭挺拔、高耸入云。发端一个“ 危 ”字,倍显突兀醒目,与“高”字在同句中的巧妙组合,就确切、生动、形象地将山寺屹立山巅、雄视寰宇的非凡气势淋漓尽致地描摹了出来。次句以极其夸张的技法来烘托山寺之高耸云霄。字字将读者的审美视线引向星汉灿烂的夜空,非但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反给人旷阔感,以星夜的美丽引起人们对高耸入云的“危楼”的向往。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两句,“不敢”写出了作者夜临“危楼”时的心理状态,从诗人“不敢”与深“怕”的心理中,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到“山寺”与“天上人”的相距之近,这样,山寺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
诗人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山寺的高耸,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山上的这座楼好像有一百尺高,诗人站在楼顶就可以用手摘下天上的星星。在这儿都不敢大声说话,唯恐惊动了天上的仙人。
此诗语言自然朴素,却形象逼真。全诗无一生僻字,却字字惊人,堪称“平字见奇”的绝世佳作。诗人借助大胆想象,渲染山寺之奇高,把山寺的高耸和夜晚的恐惧写的很逼真,从而将一座几乎不可想象的宏伟建筑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摘星辰、惊天人,这些仿佛是童稚的想法,被诗人信手拈来,用入诗中,让人顿感情趣盎然,有返璞归真之妙。
李白的诗风豪放雄健,想象极其丰富,语言自然婉转,音律富于变化而又和谐统一,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此诗寥寥数笔,就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了人在高处的愉悦、豪放、可爱、率直。
李珣在《南乡子》中反复表现了这一题材。其十七云:“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沽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就是描写当地采珠者夜间随潮乘月,沿溪入海去采集珍珠,约近拂晓,摇船归家,缆系岸柳,沽酒解倦之情景。此篇“归路近”云云,则是集中写采珠者“棹穿花过归溪口”,虽没有直接描绘采珍珠的劳动场面,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采珠劳动的赞美。三句一转,前三句写人,后三句写景;前者畅快奔放,后者沉静蕴藉。两者有机地统一,很好地反映了采珠者劳动归来的愉快心境。
小船“吱咯、吱咯”地摇进,离家越来越近了,采珠者情不自禁地用桨扣敲着船边,有板有眼地放开喉咙唱起来,悠静的水面上,歌声分外清晰响亮。“归路近”是人物的内心判断,暗示已驶过漫长的路程,有劳动后的疲乏,更有近家的喜悦。“扣舷歌”是人物的行为,因喜而歌。歌抒发心意,快畅胸怀;歌者得意而轻松。采珠者欢歌之余,又沉入对方才劳动的回忆:“采真珠处水风多”。“水风多”指风势大,呼呼扑面。突出“风多”乃暗示采珠处水面开阔。至于劳动的艰苦、收获多少。回忆中没有明言,但从人物前面的心情中可以体会到。“水风多”的回忆,是由归程中拂面而来的微风触生的。这三句,词人写歌声、写风声、写船行,写人物变化着的心情,用动态的热闹的笔法,写出采珠者归来时的欢快、兴奋、悠然自得。接着三句,词人一反前文,脱开人物,换以静态的笔调写景物:夜,静悄悄,小船扔入溪口,歌声已止,只见曲曲的溪岸,小小的木桥,弯弯的山月,缓缓地从眼前移过;夜深雾浓,水烟深锁,烟雾中时而看见岸边悬垂挂至水面的千万朵豆蔻花。除了一个“过”字可以看出船在行进外,画面简直是寂静无声。其实这还是继续写人物的愉快心情。这些景物是人物目中景物。人物兴奋过后沉静下来,但心情仍沉浸在喜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