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写月诗的诗题中有两首较为特殊,即《十六夜玩月》,与八月十五日只相差一天或两天,也可能出于观察一下两天月色的差别,或出于避旧求新的思维习惯,所以一首叫“玩月”,一首叫“对月”。何为玩月呢?从诗的思路仅其内容看,诗人大致从以下角度来思考吧:首先是月和人是双向寻趣的,不单是人在玩月;既是“玩”从描写上来看便具有灵动性和欢乐感,摆脱过于拘谨;再是人的范围扩大,不单是诗人玩月。我们且看诗为何来寻趣吧!
这是一首五律,字数不多,但所含面较为宽广,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二两句为衬托或称前言,月所具有的招人喜爱和可亲之处要给予显示或作简要描述。时令已值秋天,月色尤为皎洁明亮,让人爽目怡悦。十六的夜晚月光如金波可舀,多么浓郁,秋露在月光沐浴下更呈玉色之光彩,多么着人心感滋润。十六日的圆月、银光不逊于十五,为“玩月”作了很好的衬垫。三、四两句写人与月寻趣的宽阔空间和较好的条件。请看,关山因有今夜如此明亮玉色的月光照耀,使天地显得更加宽广辽阔,创设了充分自由飞翔的空间,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这时你将会发现,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人流显得如此贴近,天上的银河、星星、月亮与人间已如邻近之同居共饮,啊!人与月原来是这样亲近相依。这为今夜人月对玩寻乐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其中也隐含了月对人之情意。
下四旬为第三层次,写出了今夜玩月的乐趣。诗人的设计也有特色,先写地域之广,有山谷野坡,有边域,有村落,也有河上,可称遍及四方。再写玩月者的类别,有打樵人,有边防卫士,有乡村儿童,也有水上旅途者,包罗广大人群的代表,说明“月”在广大人群心中的情意之深。第三,写如何玩月,打樵者唱着山歌,踏着月光,高兴而归,这是用歌声来玩月。边城城楼上响起横笛曲声,显得多么哀幽,大概是高乡遥远的战士,仰视明月不免有思乡之愁萌生,笛声也就吹出了“乡思曲”,这也算月对人的一种同情与共承哀愁。儿童们在明月之夜,大有跳跃寻乐之乐,他们嬉戏而蹦跳,乐趣横生,玩得如此天真。明月也就高兴地提供儿童们活动的天地,这也是月寻趣之乐。已是半夜还有行舟,有的是夜行之途,也有是月下寻乐,这也含有了行舟玩月之趣。从以上玩月的描述中也可看到诗人杜甫虽心怀思乡之愁,但也有乘乡愁之时作玩月之乐,既可寄托念家之思,也可畅抒对之月爱。
此诗是初唐五言排律中的佼佼者,素来被诗论家所称道。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唐人可法者,卢照邻:‘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骆宾王:‘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杜审言:‘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沈佺期:‘阊阖连云起,岩郎拂露开。’此类最为得体。”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也评论说:“前人但赏其起语雄浑,须看一气承接,不平实,不板滞。后太白每有此种格法。”从这些评语里足以看出这首诗对当时诗坛和盛唐诗人的重要影响。
该诗是一篇感情真挚浓郁的友情诗。诗的前四句是说即将与友人离别,友人孟学士将要南下湖湘,此行可能经过狭窄陡峭的长江三峡,而自己则要西出塞外,与友人天各一方,相距万里之遥,故不胜看伤。这几句笔力苍劲飞动,写得很有气势,特别是开头两句,场面开阔宏大。
“零雨看王粲”一句中的王粲是东汉末诗人,“建安七子”之一。这里代指王勃。唐人诗中用典,多喜用今人与前代名人同姓者比附,此即一例。这句是因王勃被贬斥而生看伤借爱之情。“清樽别孔融”中的“孔融”是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这里当代指孟学士,以其才能、好客喜士与孔融相似而设喻。两句用典,一以姓同而比,一以事类,都很贴切身份。“徘徊”两句是设想之辞,说自亡与孟学土分别后将会彻夜不眠,望眼欲穿,等待大雁把信捎来。“骨肉”两句亦写别后情状,唯“胡秦外”与“关塞中”措语略嫌重复,只涉自己“西使”,而未切友人“南游”,但从通篇来看,不过是白璧微遐。
最后两句说剑锋耿耿,一则是比喻友人一腔正气,充沛天地。同时也暗示出自已“抱剑钦专”,“但令一顾重,不馁百身轻”(《刘生》),为国家荡平外寇、铲除奸佞的凌云壮志。
该诗送人而兼寓自已襟怀抱负,故题旨就比一般单纯写送别的诗深刻,特别是最后两句,使全篇陡然一振,豪情洋溢,托兴深远,就更非一般小儿女态临歧沾襟、凄楚伤感之作可比了。
此诗前八句乃幻想之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之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之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之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之"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迎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之"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之过客,故有送客"废礼"之疑惑, "齐姜不如"之赞美。此诗写女子而忽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之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之义。“白榆”指玉衡星。“桂树”指桂星。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星之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星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之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星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星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之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迎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迎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
《葬花吟》是曹雪芹创作的章回小说《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诗。这首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体,名为咏花,实则写人。全诗血泪怨怒凝聚,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其在生与死、爱与恨等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对自身存在焦虑不安的体验和对生命迷茫的情感。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紧相联系,有力地控诉了那些摧残花的自然界和扼杀人的黑暗社会恶势力。明写花,实写人,将人物的遭遇、命运、思想、感情融汇于景与物的描绘之中,创造出内涵丰富、形象鲜明生动的意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首诗是林黛玉生命理念和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全诗抒情淋漓尽致,语言如泣如诉,声声悲音,字字血泪,满篇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无一字不是血泪凝成,把林黛玉对身世的遭遇和感叹表现得入木三分。《葬花吟》写出主人公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是为其思想价值。
此诗另一价值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指出:没有看过“宝玉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
为落花缝锦囊,为落花埋香冢;还要悲哭,还要作诗。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举动,唯有痴情如宝黛者方能理解,也唯有发生在宝黛身上方能为世人所理解。和曹雪芹同时期的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以前红学研究者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从此绝句中可以看出,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像“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玉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
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可想而知,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极为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贾宝玉已有他属。起黛玉“沉痼”毫无作用。“续红丝”当然不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
《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初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像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叹“花魂鸟魂总难留”,幻想着自己能“胁下生双翼”也随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终至于“泪尽证前缘”了。
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贾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后有晴雯,终于轮到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薛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不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应不是主观臆断;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像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也足以借取利用。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也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黛玉这首抒情诗,实际上也是隐示其命运的谶语。她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开放,又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从世界上悄悄消逝。说这首诗是谶语,是就其整体的思想而言,并不是说每字每句都隐示着黛玉的具体遭遇。
《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
其实《葬花吟》不仅仅是黛玉一个人的诗谶,同时也是大观园群芳共同的诗谶。她们尽管未来的具体遭遇各不相同但在“有命无运”这一点上却没有两样,都是在“薄命司”注册的人物。随着贾家的败落,所有的大观园内的女孩儿都要陷于污淖、沟渠之中,都没有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