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简捷明快,语言流畅,主题鲜明,堪称上乘之作。与诗序整体来看,充分反映了女皇洞察一切的睿智,随机应变的能力,刚毅果断的作风以及号令一切、吞吐宇宙的气概。女皇初登大宝之位,需要树立权威,方能驾驭天下。此诗正好显示了女皇主宰一切的神气和至高无上的尊严。
这首诗写腊八节百花盛开的奇景,也是一首具有特殊价值的诗歌。诏书属于应用文体,诗歌属于文学文体,武则天用诗的形式写诏书,而且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可见武则天的写诗技巧,亦可见唐代诗风之盛。诗歌已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诗的开始两句“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一写因,一写果,同时引起悬念,颇具戏剧性、情节性。武则天贵为皇帝,生活极为豪奢,忽然异想天开,在冬天里想见到百花盛开的春日景象。立意不可谓不奇,构思不可谓不奇,想象极为丰富。“春”神是虚幻之物,如今却对她宣诏,勾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
武则天想干什么,第三句发”回答了读者的疑问。腊八节,正是寒意极浓之时,百花一般在春天才开放。虽是违背常理的想法,但却构成了浓郁的诗情画意。诗的最后一句,是对第三句的有力补充,符合作者的身份、口吻,也切合作为诏书的写作要求。这首诗想象奇特,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语言明白如话,不事雕琢,在咏腊八节的诗作中是难得的佳篇。
这是作者被贬后所作凭吊屈原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同时,文中渗透着作者爱国忧国的思想感情。文章采用了离骚体的形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文章共分为五段,第一段交代了“逐而浮湘”感慨为文的心境,奠定了正文的情感基调。“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热情歌颂了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章第二段运用对比的手法集中叙述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对屈原的迫害。“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嗳兮,孤雄束咮”,形象地表现了楚国上层集团内部在内政、外交上的尖锐斗争。而“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堇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途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娱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或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谟言之怪诞兮,反置填而远违”,则生动说明了楚怀王忠奸不辩,良莠不分,听信谗言,甚至对郑袖、靳尚等人公然接受秦国贿赂、出卖楚国利益的行为而不察觉,最终落得个被秦扣留,死于秦国的下场。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完全依靠奸佞治国,使楚国更加残破、散败,“支离抢攘兮,遭世乱疾”,便是当时楚国国情的真实写照。
文章第三段则连用五个反问句,猛烈抨击了当年迫害屈原的贵族保守势力,热情讴歌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景仰、赞美、理解和同情。特别是最后四句,将以上诸般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第四段的开头,作者以逝者遗留的传世之作推求屈原的音容笑貌,继而将自己的悲哀之情推向高潮。“凉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一句,则以画龙点睛之笔,概括反映了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以及研究屈原一生遭遇的途径。
文章第五段,作者借悼念屈原,感叹自己。声长而语悲,情哀而意深。
纵观全文,柳宗元对楚国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赞美了屈原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作者通过凭吊屈原来发泄自己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以表达像屈原那样无论受到多大的迫害,决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文章充分发挥了骚体赋的长处,语言上众多“兮”字的运用,形成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形式上的这种特点与所要表达的沉痛哀婉、悲愤真挚的感情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胭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