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微功业人难必，儘好云山我自怡。
休掸烟岚虽远处，且乘筋力未衰时。
平生足外更何乐，富贵荣华过则悲。
至微功业人难必，儘好云山我自怡。
休掸烟岚虽远处，且乘筋力未衰时。
平生足外更何乐，富贵荣华过则悲。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意谓：丽正殿设了书院，成了文人学士聚会赋诗的地方。东、壁，传说是主管天下文人的两种星宿；西园则是三国时期曹植设置的招集文士的学苑。作者在此以一双典故入诗，极写修建书院之盛举德顺长明，甚合天地古今之道。这是一种铺叙，同时隐含着读书人的儒雅清高。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意思是：诵读《诗经》，能了解国家大事；讲习《易经》，可知道天道变数的本源。“颔联写书院传经释易，纵横捭阖，从国风雅颂到四象八卦，商讨经邦治国之道，探问宇宙自然之理，与首联的衔接极其自然。这里作者明写书院的重要作用，但也流露出读书人对博学多识的自负，暗示自己的鸿儒之志今日得成的欣愉。
“位窃和羹重，恩叨醉礼深。”意思是说：我忝为宰相，负有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重任；承蒙皇帝赐宴，不觉喝得酩酊大醉。诗至颈联一转，写自己蒙主重用，深被泽露，甚感知遇之恩，自当竭情而歌，尽忠以报。出句表现了对身居显职、重任在肩的自重与自矜，对句显出了对被泽承露的自得与陶然。
“载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大意是：心情激动，吟咏一支颂扬春和景明的乐曲；竭尽才智来依韵赋诗，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这两句集“载道”与“言志”于一体，浑然无间。
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中，孟子先以天上雨水比喻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喻民心，相互关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既为人熟知又让人深感贴切，这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孟子的观点，还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