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的对象是东鲁(今山东)的儒生。鲁地有儒者虽皓首穷经,却死守章句,不懂经邦治国之策。李白自视有“经济之才”、“王霸大略”,或曾受到某“鲁儒”的轻视和嘲笑,故以此诗反讥之。
开头四句说,那些白发苍苍的“鲁叟”们,言必称“五经”,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将《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儒家圣贤之书的章句背得滚瓜烂熟,学问可算是很大了。但是,假如向他们请教一下经国济世的方略,就如坠烟雾,茫然不知所对。这里将鲁儒的精通经书和不谙时务相对比,揭示了他们的无能本质。
然而,标志着儒生身分的仪容却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诗人接着以漫画笔法,活灵活现地描摹了鲁儒们迂腐可笑的举止:他们脚下穿着文饰考究的远游履,头上戴着平整端重的方山巾,不慌不忙,很有风度地上了大路,宽大的襟袖拖在地上,步子还未迈动,先扬起了一片尘土。鲁儒们故做庄严的神态与其实际上给人的滑稽感构成的对比,产生出一种喜剧效果;同时,鲁儒们外表的矜持与其内里的无能构成的对比,又更加突现了他们的迂阔。
诗末六句,是诗人对鲁儒的评论,并且将自己摆进去与鲁儒加以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表达自己的积极用世思想。诗中采用了以古喻今的写法:当年秦始皇曾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天下的《诗》《书》等儒家之书,谁敢违抗,就施以黥刑,并被罚去筑城。当时,那些褒衣博带的儒生确是吃了苦头。李白对鲁儒们说:正像秦代那些儒生们的可悲遭遇一样,你们这些人断然得不到朝廷的器重;我虽然也崇奉儒学,但却要效法叔孙通,干一番辅弼朝廷的事业,绝不与你们为伍。你们既然对时务一窍不通,那么,就请回到老家的汶水边上种田去吧!结尾二句的嘲讽是极其辛辣的,令人如见鲁儒们的窘态,和李白飞扬跋扈的神情,也感受到了他的宏伟理想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这首词描绘了一个暮春时节的美人形象,展现了深刻的寓意,文字的表现尤其优美。
上片描写落花的景象,花影稀疏,风吹残片,纷纷坠落在阶庭。一个“垂”字,一个“空”字,表现出晚春庭院的寂寞。画帘一直未卷起,说明主人公很少外出,内心可能有伤春、相思、怀念远方,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而一个“空”字,则意味着没有“香车宝马”和“酒朋诗侣”(引自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没有人登门造访,可能是“蛾眉曾有人妒”(引自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也可能是孤傲不受世俗拘束。这样的情境留白让读者产生多种联想。接着,“舞愁红”写出落花纷飞之景,带有感情色彩。此时,更觉空堂寂寞。上片描写花落春暮之景,情感表露于景,为下片抒情构建了环境。
下片描写观花之人,展现了美人迟暮之感。她的妆容不整,半着金靥,残留着一些妆容,香气依然暖暖。一个“半”字,形象地表现了女子脸上靥钿掉落一半的样子。她连美容关键的靥钿都掉了一半,却似乎全然不知或者毫不在乎,真是“芳心是事可可”(引自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同样,她的炉香也已经烧残,却不想再添香,随其去,慵懒的情态令人可以想象。这种心灰意冷的情绪在末句得以深化:女子的纯美之心无处倾诉,无人可以理解。词中虽不明言伤春,然而情感来源于整个衰暮春景,表现了美人迟暮之感。然而此词并不仅止于伤春,“蕙心”一句寄托了深深的感慨,虽然有迟暮之感,但依然保持着纯美之心,不愿丢失自身的美好品质。由此可以明白,首句中的“风”字,不仅指自然风,也指扰乱女子心境的多种因素,是一种摧花之风。
这首词是一篇腻而不俗、密而不质的佳作。首先,用词避开了许多陈旧的表达,选字造词方面非常用心,景语不多,清新而不失流畅;其次,情景交融,主题隐晦转移,美人的形象直到词末才逐渐呈现。这种写法增加了阅读的想象空间,调整了读者的思绪,使词境显得更加清丽而深邃。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