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即汴梁,北宋首都,“梦华”即黄帝梦华胥之国,书名中已见南渡后缅怀北宋盛时的情怀。文中先追忆汴京之繁盛,从人物繁阜和四季佳节着笔,极而扬之;继而转为靖康之后避地江左的情怀,又见抑之。一扬一抑,从“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则可见对苟安的不满和警示,非独抒发《黍离》之悲而已。此文善于以骈句铺排,又作长短变化,在前后对比中可见感情起伏的节奏。陈述虽多,却言简意赅。
“序”的文体特点,规定了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性特征;序文作若的写作目的和心态,规定了序文的感伤主义情绪性特征。它不是巨室大户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上述两种特征也具体规定了全文对衬型的结构框架,以靖康之难划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域,在文中以“一旦兵火”为语言标记,前面文词艳丽,后面笔绪沉抑,对衬型的结构框架逼发出作者黯然神颓的感伤主义情怀。对比越强烈、越尖锐,黍离麦秀之思就越鲜明、越深刻。
一开始交代“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梁桥西夹道之南”,“宦游”后“卜居”是一种选择,选择京师是因其地繁华所致。时间和卜居地点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为了说明《东京梦华录》及其序文是以作者的亲见亲闻为基础的,增添了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感。“渐次长立”,虽说的是逐渐大了的年龄,但应与“太平日久”的时代相联系起来看,说明北宋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繁荣期。从“正当辇毂之下”开始,文章就进入词富竞彩的描述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譬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垂髻”和“斑白”对举,“鼓舞”与“干戈”互文,分别从两类层次的人物上说明,以“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说明承平日久;“垂髻之童,但习鼓舞”又暗含着“不识干戈”,这些都是稳定繁荣的具体表征。前述序文具有概括性特征,作者把全书的具体内容浓缩在序文之中。因此,序文的所有描述文字都经过了高度提炼,而提炼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不用散化,而用骈体,基本上一个语言单位就表示出一种景象,并不具有一定的外在逻辑联系,如同七宝流苏,驳杂纷呈,统一于对汴梁胜景的描述,是全方位的光束投射,集合在一个光点上。“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总述一笔。“灯宵月夕,雪际花时”是泛指;“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是特指。然后,以凝炼而蘸满色彩的文词描述了喧闻而纷纷的景象。用“举目”统领下文,“楼”、“阁”、“户”、“帘”都是实在性物象,但作者却以“青”、“画”、“绣”、“珠”加以修饰,增添了感官印象性和色彩感。作者用“天街”、“御路”、“柳陌”、“花衙”、“茶坊”、“酒肆”,涵括了当时汴梁城的所有领域,繁声竞响,光影满目,既有图景描述,如“竞驻于天街”、“争驰于御路”,又有色彩点缀,如“金翠耀目”,且有声响渲染:“新声巧笑”、“按管调弦”。
然后,作者把笔墨推宕开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入美食享用的描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不仅有美食果腹,而且身居京师,眼福匪浅。上而至于亲睹龙颜,下而至于“观妓籍则府曹衙署,内省宴回”,并能“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所有这些描述,颇有点汉代大赋遗风,从九重之尊至勾栏瓦肆,尽行罗织;社会各领域,一齐展现,似为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又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是一者是语言事实,一者以线条为媒介而已。作者铺张扬厉,河倾海溢,种种物象进跳在笔触之间,奔赴纸面,铺排在一轴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焰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浮靡,犹不足以尽感官之满足。这是一种社会占有欲的统治心理反映。所以,作者一笔加以总括:“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它虽有汉赋风味,但无汉赋的臃肿和堆垛,物象的概括尚较简洁,语言的结构更见灵巧,以四字结构为主,又间以对衬性长句的调剂。不全用骈俪,首尾均出之一般散句。同时,它不是物象的横堆竖码,现象的滥撷乱取,而是字缝之间潜伏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因此,笔锋一转,意象陡变,情绪暴落,“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桑榆”与前文“渐次长立”对应。处于凄寒环境、垂暮老境、牢落心境中,更易萌发思旧之念,便油然“暗想当年”。今昔的巨大反差,越回忆,则越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和压迫感,因此,对衬型的环境、心境结构便汇拢到这里绾合起来:“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遂成为全书最有感伤意味的笔墨。
序文对全书内容作了提纲絮领的概括,所有描述各自在书中有具体体现;它不是纯然罗列现象,而是满含着沉痛情感的回顾,布满了愁云惨雾,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形成了全文概括性和情感性的结合特征。
范至能,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孝宗已即位,两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同事相知。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辟陆游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范成大有一首诗:“余与陆务观自圣政所分袂,每别车取五年,离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数者。”《宋史·陆游传》说:“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这年春,陆游因病休居城西桥一带;范成大也因病乞罢使职,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六月,离蜀还朝。范、陆在蜀,颇多酬答唱和之作,这首词就是其中一首,如作于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
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已离开南郑军幕,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后又因病和被“讥劾”而休官,有年老志不酬之感。故上片开头三句:“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即写此感。这种感情,正如他《病中戏书》说的:“五十忽过二,流年消壮心”,《感事》说的:“年光迟暮壮心违”。“壮心”的“消”与“违”,主要是迫于环境与疾病,故接下去即针对“病”字,说:“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如年豪气。”这一年的诗,也屡以“病骥”自喻,如《书怀》:“摧颓已作骥伏枥”,《松骥行》:“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枥终自伤”,这一年的《书叹》诗:“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知此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诗:“欲倾天上银河水,净洗关中胡虏尘。那知一旦事大谬,骑驴剑阁霜毛新。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鸡鸣酒解不成寐,起坐肝胆空轮囷。”浮沉不忘经世,忧国即肝胆轮囷,可见所谓消沉,只是一时的兴叹而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由在蜀转入对故都的怀念,而“心在天山”的心迹也透露无疑,同样也表现出作者终日忧愁,于何时才能重返前线的愤慨。另一方面,也为下文“身万里,旧社调零,青门俊游谁记”。作一过渡。“旧社”义同故里,这里紧属下句,似泛指旧友,不一定有结社之事,苏轼《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寄语竹林社友,同书桂籍天伦”,亦属泛指。“青门”,汉长安城门,借指南宋都城临安。这三句表示此身远客,旧友星散,但难忘以前同游交往的情兴。陆游在圣政所时,与范成大、周必大等人同官,皆一时清流俊侣,念及临安初年的旧友,都引以自豪。就如《诉衷情》说:“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南乡子》说:“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换头“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又自回忆临安转到在蜀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投闲无俚,以睡了时,哪能不“叹”?“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这两句是倒文,即此时心事,无人可以交谈,只得以自醉对付清愁之意。时易境迁心事无人可付;只能是壮志未消、苦衷难言的婉转倾诉。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不能消“清愁”,愁反而成醉。巧妙、曲逝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态。
“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无计消愁,无人可托心事,转而动了归乡之念,也属自然。因“东归”而想望“楚柁吴樯”,正如他《秋思》诗说的:“吴樯楚柁动归思”,“东逝”无时,秋风又动,宦况萧条,又不禁要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薄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顿感“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更难堪的,是要学张翰还有不能,暂时只得“空怅望”而已。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心情,不仅仅是想慕张翰。他的“思鲈”,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诗集中《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作于同时,不是说过“欲与众生共安稳,秋来梦不到鲈乡”吗?陆游是志士而非隐士,他的说“隐”,常宜从反面看。这也曲折反映出作者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欲罢而又不甘心。因两种矛盾心情,遂发出“空怅望”的感叹。才有“思鲈”的痛苦的念头。
在南宋诗词圈子里,吟物之风十分盛行。但平庸草草之作,屡见不鲜,不足为怪。高观国的这首吟草词却不沾不滞,以意贯串全词。通过写草色来抒发自己的离愁别恨。这首词的上半阕绘出了一幅纯净明丽的阳春烟景:春风吹绿了芊芊的芳草,在飘动的白云映衬下显得那样葱翠可爱;蒙茸的草地伴随着流水伸向天际,花瓣轻轻地洒落在草上。这的确是十分迷人的芳景。
读者还应当注意到“晓梦入芳裀”这句的含意。“芳裀”,芳草有如厚厚的裀褥。关键是“晓梦”二字,原来这令人神往的如屏芳景,只是一场春梦中的幻境而已。大地山河,一经点破,并化烟云。用笔之虚幻,莫测端倪。“香尘”一句,补足梦境。“香尘”者,女子的芳踪也。刘长卿《陪辛大夫西亭观妓诗》:“任他行雨去,归路裛香尘”,与此词意境相似。可是美人的踪迹被无边的芳草隔断了。即使追寻到梦里也并不圆满,也只是一个凄迷的短梦而已。
下片转写实境,写醒后的情怀。用“萋萋”一句换头,仍是从草字生发。“萋萋”,芳草美盛之貌。
“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即是此意。那么鲜美的芳草与江南的恨思有什么关系呢?这里似有事而无典,就是说写自己经历过的事,以抒发他对远隔香尘的伊人的思念。“翻忆”句重笔渲染。用“罗裙”形容芳草,始于白居易的“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杭州春芳》);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生查子》),则以芳草拟罗裙。此词在“翠罗裙”上缀以“翻忆”二字,感情上又多了一个曲折。翻者,反也。本想眺芳一下,略舒郁悒,没想到反而勾起了对绿色罗裙——这最具有女性特征的服饰的思念来。这一缕痴情真是不好收拾。“冷落”三句,以排体出之。句句切草、切情,化工之笔。“冷落闲门”,见出庭院之孤寂,而“庭草无人随意绿”之神理,即隐含其中。“凄迷古道”,流露出芳远之悲心。“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为其所本。
“凄迷”二字,将心绪之凄黯与芳眼之迷蒙两重意象融会一起,并与前片之“芳隔香尘”暗相挽合。以迷迷糊糊之睡眼,逐古道之轻尘,真令人难以为怀。然而作者述情之笔愈出愈精,最后又推出了“烟雨正愁人”之句,把这种怅惘的心境渲染到了十分。“烟雨”,在词人的笔下与草色结缘甚深。林和靖咏草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点绛唇》)贺方回《青玉案》:“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便是显例。此词以“烟雨”结笔,将草色、离情与迷蒙的雨色化为一片,情景相伴,凄然无尽。况蕙风所谓“取神题外,设境意中”者,约略近之。
咏吟春草是一个古代文人津津乐道的永恒题目,名篇佳作,数不胜数。有评论家说,在高手如林的名人队伍里,高观国用他那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秀美婉约的风格另起炉灶,独成一家。
这是一首叙事诗,描写的是跟随刺史崔敏自郊外回来应邀造访居住在城郊的卢少府一事。诗用白描手法,描写了几个生动场景,形象地描绘了楚南的朴实民风,体现了诗人“民利民自利”的社会观,表达了诗人谪居南荒悲愤而凄凉的心境。
诗的开篇便点明郊居的地方是在湘江岸边,孤零零的没有邻居,世俗的尘网难以束缚,人人自珍自重。永州地处偏荒,人口稀少,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记载,永州“元和初仅有户八百九十四”,环境宁静,但也冷清。诗的后六句描绘了卢少府城郊住处的安静祥和的景致:莳芍傍柳,正是夏月;泉回路转,垂藤绿竹,环境清幽。主人十分热忱,设筵开樽,虚室以待。楚南民风有陈年老酒专待贵客的习俗,此风至今犹存。“国老”、“贤人”来了,打开陈年老酒,倾尽家有招待客人。出门碰上的是鹅儿戏客,看到的是鸥鸟相爱相亲。在这幅极具楚南风情的画卷中,既有淙淙的泉水、依依的杨柳、浅浅的卵石、垂挂的藤蔓、深绿的竹林,又有鹅儿的欢鸣、鸥鸟的爱语,还有陈年老酒的芳香,更有主客对饮时的笑语欢声。环境幽静,气氛祥和。
柳宗元从“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出发,曾提出“民利民自利”的政治主张。在《晋问》中曾为封建社会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人们按照常规生活,得到自己需要的物资,人人按照社会的规范规范自己方便自己;社会上的物资可以自由流通;长幼亲戚和乐共处,每个人都把敬老爱幼看作是自己的责任,用不着感恩戴德;没有兵灾刑罚之苦,也没有追税逃役之难。这实在是《礼记·礼运》中设计的“小康”社会的具体化。诗人笔下的郊居生活,人的感情是淳朴真诚,自然景物是清幽活泼,正是这种理想社会的缩影。
然而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着的,因而诗中描写得愈和乐,就愈能衬托出诗人谪居南荒的孤凄、心境的悲凉与不平。本诗白描叙事,而意蕴深远。句句祥和,字字清泪。首联“无邻”,幽静中透视着诗人的孤独;“世网”里显出诗人的惶恐与无奈,明是羡慕别人,暗里悲怆自己。颔联一“莳”一“开”,一“延”一“值”,民风淳朴,反衬出官场的险恶。颈联的“回”与“转”,写的是幽清的景物,咏的却是诗人的九折愁肠;“依”与“间”,雅静里寄托诗人的无限希望。最是尾联自然高妙,是写实,更是写意,语意双关。从写实看,上路偏偏被鹅儿们戏弄,诗人调皮的语气中突出了丰足、和乐。但“闻道”又可以作懂得了道义,有了渊博的知识解。懂得了道义,反倒落得个听猿猱哀鸣、众鸟啾号的境遇。鸥鸟尚能相亲,自己却过着“囚拘圜土”的生活,这是怎样的不公?联想到《惩咎赋》“既明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的语意,自然美景忽然化作诗人的诉说,不平的呐喊,抒发了诗人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之情。
诗平中见奇,乐中怀哀。正如苏轼评柳诗所说:“而其美常在于酸醎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诗人玉屑卷之十五·柳曹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