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首词序较长，记叙了在冒巢民先生堂中听白生抱琵琶弹唱后引起的无限悲慨。冒巢民，即冒襄，字辟疆，自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明亡以后，他隐居不仕，以著书自娱，工于诗文，是清初著名文学家。序文中强调小饮冒巢民先生堂中，而联系作者二十岁遭受明亡之痛的身世，从中可以透露出“悲从中来”的消息，而这正是词中“伤今吊古” 的“主心骨”。
词的开头“是谁家”两句，紧扣序中拨弦按拍弹琵琶的本事。“檀槽”指用檀木做的琵琶乐器上架弦的格子。搯 (tāo)，叩。李商隐《定子》： “檀槽一抹《广陵春》，定子雨开睡脸新。却笑吃虚隋炀帝，破家亡国为何人？”这里的“檀槽搯得如许”是写弹琵琶师的高超技艺。但词人没有接着从正面摹写美妙的音乐境界，而是由贵重的琵琶弦乐器引起自身的伤今吊古的情绪。“逻逤”，亦作逻娑，即今西藏拉萨。此指逻逤槽，一种用西藏产的檀木制作的琵琶。乐器本是没有感情的东西，白生用它弹奏出来的曲调，却使词人产生伤今吊古的情绪。“君何苦”两句，承上伤今自叹。“青衫”，青色官服，唐代八品九品文官的服色。白居易《琵琶行》：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的迟暮之感，不仅是对人生短促的悲叹，而且含有官场失意的自嘲。“江东烟树”以下四句，词人把伤今的意绪拓开深化。江南一片烟花草树，足以伤魂，纵然没有听到催人泪下的琵琶声音，也禁不住泪如泉涌，不断浸湿衣衫。作者没有道破为何如此伤心？更耐人思考、寻味。
下片运用历史典故，抚今吊古。“凄然也”以下数句，从上片的琵琶声而来。词人在孤馆寒灯下体味这哀怨低回的音调，仿佛是秋夜灯前的一对小儿女在低声抽泣。忽然声调急转，犹如秋风秋雨敲打屋瓦，发出象千年老狐学人语的声音，此景此情，更觉凄楚动人。“浑无据”以下，由听觉形象转入思维空间，词人借古抒怀，感慨情深。“澄心”，指澄心堂，南唐烈祖李昪所居。后主李煜造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后世所重。“结绮”，指结绮阁，南朝陈后主所筑三座楼阁之一，穷极奢华。此阁为张贵妃所居。刘禹锡《台城》诗：“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而如今的澄心堂、结绮阁早已野草丛生，成为一片废墟了。“家山”，家乡，此借指国家。陈后主、李后主这两位亡国之君，当年为了纵情欢乐，不事朝政，结果丢掉了江山。这一幕幕的历史悲剧，怎不发人深思，令人悲慨不已呢！
这首词融纪事、写景、抒情三者于一体。词人把听琵琶古乐而涌起的无限悲叹，与别后孤馆寒灯的凄苦情景相交融，寄实于虚，引发出“吊古伤今”的深沉意绪，而在悲慨中蕴藏人生寥落的哀怨情致，含蓄不尽，意味深长。故谭献评此首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 (《箧中词》) 。
“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拨不断·九重天》），在仕途中抑扬了大半辈子的马致远，晚年时还没有飞腾的机会，一直浮沉于风尘小吏的行列中。二十年俯仰由人的生涯，留给他的，该有多少辛酸的回忆！马致远后期散曲中，不止一次提到宦海风波，时时准备退出官场，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这首小令就作于马致远归隐之后。
此曲起首“菊花开，正归来”二句，用陶渊明归田的故事。马致远的确像陶潜那样，感到以往生活之可厌，是误入了迷途，而归隐才算是走上了正道。以下三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友白，在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为鼎足对，将三组美好之事、高雅之人聚集在一起，极力妆点，说明归隐的生活乐趣：虽然闲居野处，并不谢绝人事，不过所交往的，都是虎溪的高僧，鹤林的道友，龙山的佳客；就像他最崇拜的杜甫、陶潜、李白这些古代杰出的诗人那样，在草堂之中，菊篱之旁，青山之间饮酒斗韵，消闲而自适。何况，还有洞庭的柑橘，东阳的美酒，西湖的螃蟹！这样的田园生活，自然让人为之陶醉，乐在其中矣。对于马致远的归隐，有些友人可能不友理解，因而在小令的最后，他才用诙谐调笑的口吻，作了回答：“楚三闾休怪！”这里，一点也没有否定屈原本人的意思在内，也不是完全忘情于天下，而是含蓄地说明，当权者的统治友糟，不值得费力气为它去卖命。这是他归隐的动机所在。
此曲用典较多，但并不显得堆砌。由于这些典故都比较通俗，为人们所熟知，以之入曲，抒写怀抱，不仅可以拓展作品的思想深度，而且容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上片写醉后所见的美景以及醉态中的奇想。首句“云鬟倾倒”，直接描写酒醉后头发散乱的状态。次句“醉倚阑干风月好”紧承前句，当苏轼醉后倚栏而望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美的境界：“风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在醉酒后拥有本真的自我，再加上恰好与自然美景相遇，这种“酒中趣”就显得不俗了。“凭仗相扶”一句，承上句一个“醉”字，仍写醉意朦胧的状态。就在这时，苏轼突发奇想，“误人仙家碧玉壶。”苏轼从年轻时起就博览群籍，不免于“杂学旁搜”，神仙方术之类书籍也莫不毕览，由该词所写可见一斑。这里 “仙家碧玉壶”的神话传说，不仅紧扣上文酒醉之事，而且充分表露了苏轼童真与诙谐的个性。
下片写赴杭州途中所见的景物，以及途经苏州时的怀古之思。“连天衰草”句，显示了江南仲冬时的季节特征，展现了苏轼在旷野中行进时一片苍凉、凄清的景象，多少也透露出苏轼在宦游中某种疲乏、栖遑（huáng）的心态，为下文引发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预伏一笔。接着“下走湖南西去道”一句，是叙事，暗写当前赴杭任之事。“湖”字“当指太湖”，并与苏轼此次取道湖州至杭州的履历相印证，以确定本篇的写作时间，是颇为精当的。 “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两句，写经过姑苏时，引起对当年归隐江湖的越国功臣范蠡的联想，以及对苏轼自我人生道路的思考。尽管苏轼的这种思考是偶发的，并不符合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人生理想。
这首七言绝句写两个故友在旅馆相逢相送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简短的插曲。那是一个暮雪纷纷的北地的傍晚，诗人与友人李少府在旅馆邂逅相逢。也许故友要很快离去，诗人置酒相送。此时，暮雪初晴，归雁南飞，酒已喝光．可故友还无醉意。诗人诙谐地问道：“天色已晚，路程遥远，你还走不走？”
这首诗写相送，然而一开头却从“相逢”写起：“相逢旅馆意多违”。虽为相逢，却并非久聚，二人只不过在旅馆邂逅，友人也许马上又要启程，这就不能不使诗人既为相逢而喜，同时又为相别而忧，就不能不使诗人想起彼此间当日的交谊和异日的思念，从而百感交集。“意多违”，一个“多”字，写出诗人彼时彼地思绪的纷乱。
“暮雪初晴候雁飞”。“暮”写天色，“雪”写天气，由“暮雪”而至“初晴”，写天气的变化，四个字写出两幅静的画面；“候雁飞”写大雁南飞，暗示出“归”字，三个字写出一幅动的画面。二者互相映衬，勾划出北方暮雪初晴那种苍凉萧瑟的图景，从而为“送”安排了环境。从另一方面说，看暮雪初晴，看候雁南飞，不能不想到友人之即将离去，这就使眼前这幅暮雪初霁图于苍凉萧瑟之中透露出淡淡的离愁，从而衬托了送别的心境。
“主人酒尽君未醉，薄暮途遥归不归”。二人相逢客舍，诗人置酒相送，故自称“主人”。置酒送行而日“酒尽”，其实未必真的酒已喝光，其中也许包含启程时间将至的意思。“酒尽”而“君未醉”，未能尽醉之中也许包含着未能畅言，是承首句“相逢客舍”而来，而未能畅言又隐含着友人之不忍便去。紧接着一句，“薄暮”，说天色将晚，“途遥”，说路程尚远。天色已晚，路程尚远，这是一种提醒，其中包含着无限关切。送行而提醒故人登程，诙谐之语中流露坦率，坦率之中反映出友情之深挚。而用“归不归”这样委婉的一问，其中未尝不包含一点希望，希望友人万一暂留，这就又反映出心中的留恋不舍。
这首送别诗语言朴实自然，感情宛转真挚，后两句于诙谐中见诚挚之情，于言外含不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