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无题诗写一位深锁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幻灭的绝望之情。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描绘环境气氛:飒飒东风,飘来蒙蒙细雨;芙蓉塘外,传来阵阵轻雷。
既隐隐传达了生命萌动的春天气息,又带有一些凄迷黯淡的色调,烘托出女主人公春心萌动和难以名状的迷惘苦闷。东风细雨,容易令人联想起“梦雨”的典故;芙蓉塘即莲塘,在南朝乐府和唐人诗作中,常常代指男女相悦传情之地;“轻雷”则又暗用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这一系列与爱情密切相关的词语,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纪昀说:“起二句妙有远神,可以意会。”所谓“远神,是指这种富于暗示性的诗歌语言所构筑的渺远的艺术意境,一种难以言传的朦胧美。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写女子居处的幽寂。
金蟾是一种蟾状香炉;“锁”指香炉的鼻钮,可以开启放入香料;玉虎,是用玉石装饰的虎状辘轳,“丝”指井索。室内户外,所见者惟闭锁的香炉,汲井的辘轳,它们衬托出女子幽处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香炉和辘轳,在诗词中也常和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它们同时又是牵动女主人公相思之情的东西,这从两句分别用“香”、“丝”谐音“相”、“思”可以见出。总之,这一联兼用赋、比,既表现女主人公深闭幽闺的孤寞,又暗示她内心时时被牵动的情丝。
“贾氏窥帘韩掾少”使用贾充女与韩寿的爱情故事。
见《世说新语》载:晋韩寿貌美,大臣贾充辟他为掾(僚属)。一次充女在帘后窥见韩寿,私相慕悦,遂私通。女以皇帝赐充之西域异香赠寿。被充所发觉,遂以女妻寿。对句“宓妃留枕魏王才”使用甄后与曹植的爱情故事。见《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说:魏东阿王曹植曾求娶甄氏为妃,曹操却将她许给曹丕。甄后被谗死后,曹丕将她的遗物玉带金镂枕送给曹植。曹植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见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曹植感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改名《洛神赋》(句中“宓妃”即洛神,代指甄后)。由上联的“烧香”引出贾氏窥帘,赠香韩掾;由“牵丝(思)”引出甄后留枕,情思不断,藕断丝连。这两个爱情故事,尽管结局有幸有不幸,但在女主人公的意念中,无论是贾氏窥帘,爱韩寿之少俊,还是甄后情深,慕曹植之才华,都反映出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愿望之强烈,奔放。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突然转折,向往美好爱情的心愿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因为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
这是深锁幽闺、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相思无望的痛苦呼喊。热情转化成幻灭的悲哀和强烈的激愤。以“春心”喻爱情的向往,是平常的比喻;但把“春心”与“花争发”联系起来,不仅赋予“春心”以美好的形象,而且显示了它的自然合理性。“相思”本是抽象的概念,诗人由香销成灰联想出“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奇句,化抽象为具象,用强烈对照的方式显示了美好事物之毁灭,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李商隐写得最好的爱情诗,几乎全是写失意的爱情。而这种失意的爱情中又常常融入自己的某些身世之感。在相思成灰的爱情感慨中也可窥见他仕途失意的不幸遭际。
此诗首联就联系诸葛亮,再联系筹笔驿作出高度的总括:“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诸葛亮因刘备三顾茅庐尽请他,他抛弃了在南阳的隐居生活,为主公刘备分忧,出来辅佐刘备建功立业。北征东讨的运筹帷幄,他的计谋都是好的。这里主要是北征,筹笔驿是为伐魏运筹,是北征;东征是陪衬,不实指打东吴。刘备尽打东吴,诸葛亮是反对的,他没有东讨。这里实际上是“南征北伐”,不说“南征北伐”而说“北征东讨”,因为上句已用了“南”字,为避开重复,所以这样说。
颌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尽英雄不自由。”时来句当战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习水战。又靠了东风,好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理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时运不济,像李商隐诗里说的:“关张无命欲何如?”关羽、张飞都早死了,不能帮助诸葛亮北伐,英雄也不由自主。
颈联“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诸葛亮死后,魏将邓艾率军攻蜀,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听了他的话投降了。蜀国千里山河,孺子阿斗轻轻地断送了。在刘备和后主两朝的文臣武将,主要是指诸葛亮,他既管政事,又管军事,是两朝冠剑。他如有知,一定是恨谯周的。
尾联归结到筹笔驿:“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在驿亭的岩下水,还在傍驿流着,好像在怀念诸葛亮。
这首诗先想到诸葛亮,写他的出山和北伐,肯定他的用兵“尽良筹”,这就跟筹笔驿的规划军事结合。既然是“尽良筹”,而他的出师到底有利无利,这就开出颔联,归于时运,时来才有利,运尽就难办了。颈联归到运尽,于是孺子抛弃山河,谯周主张归降。归结到岩下水的多情。这里把诸葛亮规划的胜利和挫折归于时运。李商隐《筹笔驿》:“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也认为北伐的所以不能成功,由于关张无命,不能帮助他北伐,也归结命运。温庭筠《经五丈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他称蜀国为下国,称魏国为中原,含有上国的意思。下国和中原对抗,含有大小强弱不同的意味,所以说“中原逐鹿不由人”,即认为偏处西南的弱小的下国要跟中原强大的魏国逐鹿,是不由人力的,即诸葛亮的北伐要用蜀国来统一中原,也非人力能达,这就不把北伐的不能成功归之于时运或天命了。这样的看法胜过两篇《筹笔驿》的看法。
就写筹笔驿说,李商隐诗的开头:“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何焯批李诗:“起二句即目前所见,觉武侯英灵奕奕如在。”看到筹笔驿上的猿鸟还像在畏简书,风云长期在保护营栅,极力写出诸葛亮的英灵如在。这个开头是既切题又推尊诸葛亮,写得非常有力,不是罗隐的多情永傍驿流所能比的。
《乐苑》上说:“《如意娘》,商调曲,唐则天皇后所作也。”武则天十四岁入宫为才人,太宗李世民赐号武媚。而后太宗崩,居感业寺为尼。高宗李治在寺中看见她,复召入宫,拜昭仪。武则天在感业寺的四年,是她人生中最失意的四年,但祸兮福之所伏,武则天在感业寺的日子也充满了命运的转机。在感业寺,武则天写下了她最有名的诗歌《如意娘》,史载这首诗是写给唐高宗李治的。或许,正是这首诗,使得李治才忽然想到尚在削发为尼的旧情人武媚。
《如意娘》一诗极尽相思愁苦之感,尺幅之中曲折有致,融合了南北朝乐府风格于一体,明朗又含蓄,绚丽又清新。
首句“看朱成碧思纷纷”赋比兴兼具,有多重含意。一来明写抒情主人公相思过度,以致魂不守舍,恍惚迷离中竟将红色看成绿色。梁王僧孺诗“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夜愁示诸宾》)为此句所本。正是心乱眼花使这位痴情女子五色不辨。二来暗指美好春光的流逝,眼见花红褪尽,枝头只剩下绿叶。三来借喻自己只身独处,花红叶绿不能相扶;又喻自己红颜薄命,由昔日欢聚的幸福坠入今日冰冷的相思之苦。
“朱”、“碧”两种反差极大的颜色,构成了强烈的感情的冷暖对照。眼前和一片寒冷碧绿触目伤怀,引起思虑万千。“憔悴支离为忆君”一句直抒胸臆。从外表写入内心,尽言思妇的瘦弱不支和心力交瘁。至此,这两行诗辗转写的是凄切,是寂寞,是深深地哀怨。情绪的流向较为单一。
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打破一二句的和弦,以全新的节奏和韵律再现诗的主题:“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意谓:如果你不相信我近来因思念你而流泪,那就开箱看看我石榴裙上的斑斑泪痕吧!执著、决然、不掩饰、不造作的独特形象跃然纸上,李白的《长相思》写“不信妾断肠,归来看去明镜前”与此句构思相似。这两句是全诗的高潮,它丰富了诗歌的情绪构成。“不信”句诉说着“断肠”的相思,也隐含着相思的无可奈何,相思的难以喻说。
《如意娘》写得曲折有致,较好地融合南北朝乐府风格于一体,是武则天的上乘之作,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看朱成碧后来成为唐宋人常用成语。李白诗:“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也可以说看碧成朱。辛弃疾词:“倚栏看碧成朱,等闲褪了香袍粉。”《柳亭诗话》载:李白的《长相思》一诗中有“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之句,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首诗,对他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李白听了后“爽然若失”。后来有“刿目鉥心、掐擢胃肾”之称的孟郊又写出了“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这样语出惊人的句子。但溯其本源,还是承袭了武则天的创意。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读者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首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