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金乡张氏园亭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的时候应张氏园亭的主人之约而写的。全诗的佳处在于生动的描写。诗歌的前四句利用典故阐明了张氏花园的富庶与高雅。“亭馆连城敌谢家”,开首便气势恢宏,将张氏园亭的繁华述说殆尽。亭台楼阁像城墙一样绵延起伏,勾勒出一条触目的天际线,谢家指的是东晋的谢氏大家族。曾经富甲一方,经营东南,世代为冠带豪门。张氏园亭既然如此繁华恢弘,其四季的风景也足以和天上的彩霞之美一比高下。
在首联的铺陈之后,诗人笔锋一转,跳出描写富贵离不开满堂金玉的窠臼,将笔触伸到了隐士的故事上去。高层的文人不仅仅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必须有高雅的情调。颔联的“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接连用了两个《史记》里的典故,《货殖列传》里说:“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JlI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东陵隐士瓜的典故来源于《史记·萧相国世家》,里面说“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在这里引用这两个典故是说明张氏园亭的主人不仅富裕非常,而且有高雅的隐士之风。
诗歌的颈联“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历来被人称颂的佳句,这句诗将园林中鸟禽对语,鲜花争相斗艳的情景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出来。
尾联与颈联之意相同,并抒发诗人的情感。园中景色迷人,主任又是如此好客,而我呢,有无政务缠身,正好在园中尽兴玩赏,与主人一醉方休,直至参横月落,再领略园中的夜景。此联一句直抒喜悦无比的心情,二句进一步拓展延伸白天所见美景,虚构最后夜园景色更让人陶醉,“醉”暗说园主人待客热情。此联回应首联写得面面俱到,情意深长。
这首诗虽是写游园,尽情刻画园林美丽,但写出了景物情意交融的境界,另辟蹊径的写作技巧,使人读后顿感无情之物有深情,全诗虽一字未提到园主人,但园主人无时不在陪伴你在园中赏玩。此诗用典密切景情,体制章法严谨细密,对偶工稳,是宋初诗“每首必有一联工,又多在景联,晚唐之定例也”的典范。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词的上片指出襄樊战事的形势。度宗咸淳四年(1268)九月,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九年(1273)正月,樊城破,二月,襄阳守将出降。“襄樊四载弄千戈”,襄樊战事迄今已经四年,时城虽被围困,但仍未破。守城军民屡次向朝廷求援,但窃居相位的贾似道却置之不理。唐代诗人王维唱过“襄阳好风口”(《江汉临泛》),李白也曾歌唱道:“江城回渌水, 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可是,如今在元兵的重围下,“不见渔歌,不见樵歌”,和平安乐的生活被破坏,再也听不到动听悦耳的渔歌、樵歌,更不用说诗人们的吟唱了。“襄阳之围,食子爨骸”(《随隐漫录》),到处是一片悲哀的呻吟。四年的战事并不算久,但为了守城而耗费的钱粮不知多少。 “金也见磨,谷也见磨”,除了这层意思外,还隐含着贾似道和元人密约,向他们输绢纳币的一层意思。向元人输金谷称臣求和,既不能挽救裹樊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南宋朝廷的命运。
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襄樊战事危如累卵,可能遭致失陷的根溉,是因为奸臣贾似道之流“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随隐浸录》)。“柘枝不用舞婆娑”,据《乐苑》记载:“柘枝舞曲,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柘枝舞婆娑,金铃莲花,童女对舞,本来美妙无比,然而词人却重重地下了“不用”二字,对于置前方战事不顾,成天沉溺于酒色的贾似道等人来说,曼舞轻歌正是他们的丑处、恶处。‘“丑也能多,恶也能多”,这真是一种够丑够恶的行为了。“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 民事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伙人的丑恶灵魂。“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其中”(《宋史·奸臣传》)。贾似道之流劫买美女,把她们送入朱门深院,高筑楼阁,广置亭榭,歌舞婆娑,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襄樊被困,军事、民事如何! 这是一种强烈感愤的语气,贾似道坐视不救,襄樊危在且夕,军民命运可知。后方权臣的荒淫无耻,与前方战事的危急,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从而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对战事国事的焦虑,以及对当道者的罪恶所进行的尖锐的抨击。
全词文字直质。词人丝亳也不掩饰他的激愤之情,还很巧妙地运用《一剪梅》词上、下片二三、五六句同声同韵的特点,重叠地运用了“不见”、“也见磨”、“也能多”、“如何”四个词组来加重语气和感情的深度,也使整首词更富有讽刺的意味。
首联紧扣“出山”二字,写出山路途。在狭窄的山路上,曾巩乘坐着竹轿,眼前一片光明,带着一身清爽。
颔联承接上文,写出山路上所见。白云和流水也像是有了人的情态,白云笑我出山是多事之举,而流水却对我情谊颇深,一路随着送我出山。
“云”这个意象在诗歌中有两个比较常见的含义,一是指游子,二是指小人。因云无根,随风而飘,身不由己,正如羁旅之人,所以用来指游子。如李白《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古诗《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又是没有主见的,风往何处吹,云就往何处飘,正如见风使舵之人,所以又可以用来指小人。比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里的“浮云”都是指小人。
在这首诗中,联系后文“起为苍生试一鸣”来看,曾巩这次出山应是为百姓而出仕从政的,所以这里的“白云”应是指小人。小人们嘲笑我这次出山是多事之举,殊不知我此行是要为天下苍生发声鸣不平。
颈联和尾联转到曾巩对“出”与“隐”的看法。身在官场,终不如山中飞鸟那般自由自在,隐居
山中的僧人,这一生就可以悠然闲适地度过,这种生活真令人羡慕。可以看出,曾巩对隐居
生活是充满了向往的。然而,他与红尘俗世也并非全然了断,为了替天下苍生发声鸣不平,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隐居生活,决然出山。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把个人之乐暂且放下,将苍生之忧挂在心头。在这一点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可谓异代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