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分四层铺写祭祀烈祖的盛况。开头四句是第一层，首先点明了祭祀烈祖的原由，就在于他洪福齐天，并能给子孙“申锡（赐）无疆”；“嗟嗟”一词的运用，可谓崇拜得五体投地。接下八句，写主祭者献“清酤”、献“和羹”，作“无言”、无争的祷告，是为了“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这种祭祀场面的铺叙，表现了祭祀隆重肃穆的气氛，反映出主祭者恭敬虔诚的心态。再接下去八句，写助祭者所坐车马的奢豪华丽，以此衬托出主祭者身份的尊贵，将祈求获福的祭祀场面再次推向高潮。结尾两句祝词，点明了举行时祭的是“汤孙”。首尾相应，不失为一首结构完整的诗篇。
此诗在语言运用上同其他《颂》诗一样，讲究典雅庄重，但由此也产生弊端，难免有些刻板乏味（当然也有好的句子，如“约軝错衡，八鸾鸧鸧”等）。在韵律安排上，此诗倒很有特色，三换韵脚，先用鱼部韵，再用耕部韵，最后是用阳部韵。押阳部韵的句子特多，从“黄耇无疆”到“汤孙之将”的下半部分十一句，连用“疆”、“衡”、“鸧”、“享”、“将”、“康”、“穰”、“享”、“疆”、“尝”、“将”十一个阳部韵，音调非常铿锵和谐，其音节美远胜于文句美。后世句句用韵的“柏梁体”诗恐怕也是滥觞于此。
“吊古”是古典文学中的常见题材，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又没有纯粹的“吊古”。绝大多数吊古的文字都是“借力打力”，真实目的在于“伤今”。徐灿身际乱世，这首《青玉案》中“伤今”之意尤其明显，其中的“芜城”、“伤心”、“血泪”、“人事错”等字样饱蕴沧桑。这首词应注意两点：第一，词中的“芜城”指扬州，有鲍照传世名篇《芜城赋》可以为证。从“羊车”典故（《晋书·后妃上》：“（晋武帝）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横江锁”典故（晋武帝时，王濬水军东下平吴，吴人在西塞山横江装设铁锁阻挡船舰）及化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意来看，主要又凭吊金陵。扬州为长江天堑之门户，史可法守城失败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屠城事件，而南京又为明初都城和为南明弘光政权首都，在明清之际是牵动人心的两处“要穴”。所以，徐灿的“吊古”就格外具有着“当下性”，从而引起知识群体血泪交迸的同感，自然也就“为世传诵”（张德瀛《词徵》）。
第二，单只题材选择的得当尚不足以令这首词成为一首名作，其成功的奥秘还在于作者交织多种意象、笔法，构建出绮丽而沉郁、细腻而大气的多元审美境界。简单说来，词上片以婉约伤感为主，而“芜城”、“半月模糊”等意象又颇沉挚开阔；下片铸语沉雄，情致悲郁，“烟月”、“莲花步”之点染又见出细腻深邃的历史情怀，因而别具一种撼人的力度。倪一擎《续名媛词话》评价此词“跌宕沉雄”、“不似绣箔中人语”也应该是着眼于此的。
《胡旋女》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从开头到“天子为之微启齿”，共十句。主要是描绘胡旋舞的主要特点，以及胡旋女在跳胡旋舞时出色的惊人技艺。作者调动夸张、比拟、想象、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法来描绘胡旋女的舞蹈场面，从开始“弦鼓一声双袖举”，一直到结束“曲终再拜谢天子”。其中主要突出快速旋转这个胡旋舞的主要特征。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象雪花空中飘摇，象蓬草迎风飞舞，其旋转飞转的车轮和疾风还要快，而且飞快地来回的旋转根本不知疲倦，转啊转啊，“千匝万周无已时”。 有人将诗中形容胡旋舞舞动速度之快的“奔车轮缓旋风迟”，误解为在车轮上跳舞。从现存史料看，胡旋应是在地面上进行的，方能做到“疾如风焉”。
许多历史记载也多突出这点，如杜佑《通典》说胡旋舞 “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 《旧唐书·安禄山传》说 安禄山“作胡旋舞疾如风焉”。元稹的《胡旋女》描绘这一特点甚至比白居易《胡旋女》中更形象：“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此段的最
后一句“天子为之微启齿”是个过渡，由描绘胡旋舞的主要特点，以及胡旋女在跳胡旋舞时出色的惊人技艺过渡到批判君王对胡旋舞的沉溺，对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宠爱，从而导致祸乱，唐帝国由盛转衰。
第二层从“胡旋女，出康居”到“死弃马嵬念更深”。主要写玄宗对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宠爱，由此导致的安史之乱。先交代胡旋女是从西域的康国。说她们是被小国之君作为贡品献给大唐天子千里迢迢来到长安。然后，诗人笔锋一转，指出从康居来的胡旋女无法与中原的胡旋者“斗妙争能”。“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是说天宝末年社会风气逆转，百官和民间皆以学胡旋舞为时尚。“中有太真外禄山”以下八句则点出君主的喜爱是导致这种喜习胡风胡舞习尚的根源。特别点出玄宗宠爱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惑君心”是导致国家由治变乱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源。其中“死弃马嵬念更深”的“念更深”的含义更为深刻：它不仅暗示玄宗赐死杨贵妃是迫于无奈，也道出玄宗沉溺于歌舞的结局是既误国又害己。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对这“念更深”过形象的描述：“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即探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批判当年曾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沉溺于胡旋舞导致安史之乱。
第三层，从“从兹地轴天维转”到结尾四句诗人认为，胡旋舞的盛行是“天宝季年时欲变”的征兆，因为它只能“迷君眼”、“惑君心”，使得唐王朝遭受了一次大劫难，“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接着，点破创作主旨，劝诫胡旋女不要只顾着跳舞；也来唱一唱我写的这首诗，给天子一些启示，让明君领悟这个历史教训。作者不直接劝诫宪宗，而是对胡旋女发话，这是一种婉曲的表达方式。比起元稹的《胡旋女》结尾直接谴责玄宗和直接告诫宪宗：“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表现手法要婉曲一些。
这首词是写女子春宵怀人。全词从梦断后写来。
上片写梦断后女主人公室内景况：漏残、灯烬、屏深，以及梦断后对月怀人。
下片由明月过渡到室外，转换自然。“闺草”三句，触景怀人；最后三句，明为怨辞，实是想念之深的烛理状态。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