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李白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时所作的一首自传体长诗(按此诗作年,王谱、詹谱、王增谱、安谱、郁本、安本作公元759年,黄谱、裴谱作公元760年)。诗人因受永王之败的牵连,被流放至夜郎,中途获上赦宥。此诗是在他被赦免后所作。在这个时候与韦良宰这样一个老朋友相见,李白的感慨当然是很深的。其中最强烈的莫过于他已由旧日的御前歌手沦为一个流犯,而对方已由一介平凡的知县成为名镇一方的主座了。其中一个首要缘由就是韦良宰在骚动变乱中作出了与李白不同的选择。面对老友,李白除了叙及他们的交往始末,着意向他诉说了本身的不幸与委屈,还告诉老朋友骚动变乱前自己北上幽州就是为了探察安禄山的虚实。这如同下面诠释入永王幕的缘故一样,也是为了消除老朋友的误会,表明自身在政治态度上的清白。
这是诗人写的最长一首抒情诗,诗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同韦良宰的交往为中心,尽情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慨。其中如“十月到幽州”之句所产生的歧义,作为一个大诗人,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对于此只能作一种解释,这是诗人在事后有意造出的一种恍惚语境。他知道这首诗不只是写给这一个老朋友看的,他是有意向世人明示自己在乱世中的态度与先见之明。
此诗流传最广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两句。其意思是,像那刚出清水的芙蓉花,质朴明媚,毫无雕琢装饰,喻指文学作品要像芙蓉出水那样自然清新。雕饰:指文章雕琢。这两句诗赞美韦太守的文章自然清新,也表示了李白自己对诗歌的见解,主张纯美自然——这是李白推崇追求的文章风格,反对装饰雕琢。李白自己的作品也正是如此,后人经常引用这两句评价李白的作品。
诗的首句简要地介绍了主人公的姓名、性别和大概年龄。“雍容”用在句中,既指主人公的名字,也暗示了她的气质,有助于形象地层现李波小妹坚定自信、遇事从容镇静,应付裕如的性格。
诗文以“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短短两句,将李波小妹的英姿栩栩如生地显现在读者面前。李波小妹撩起衣服飞身上马,骏马奔驰,迅捷而轻快,衣衫在马上飞动,好似被风卷起来的蓬草,她以百步穿杨之能,左右开弓,每箭能够射中两个猎物。在这里,“褰裳”、“逐马”的行动描写精细、准确,它与“如卷蓬”的生动比喻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表现了李波小妹高超的骑术。“左射右射必叠双”,则一方面赞扬了李波小妹神奇的射猎本领,另一方面,显示了她非凡的战斗业绩。
最后两句,诗的笔势一转,面对能骑善射,英气逼人的李波小妹发出这样的感慨:李波家的妇女尚且武艺卓越,那么,李波家男子的武艺一定更加高超,无法抵挡。该诗把李波小妹作为衬托和铺垫,通过赞美她的骑射本领,从而颂扬李波一伙的人马精良、武力强大,所向无敌。
在诗尾点出题旨,收结颇为得体。可以看到,对于以李波为首的这支民间武装力量,官府和地主豪绅引以为患,而老百姓却非常拥护,并高度地加以颂扬。
全诗运用了叙述、描写、议论三种表达方式,把李波小妹盘马弯弓、勇敢善战的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精神气概表现得鲜明突出,达到了“字立纸上”的艺术高度。诗的格调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纡回宛转,大异其趣,充分显示了北朝民歌独特的艺术风格。
原诗是南宋灭亡后,作者作为俘虏被押送到燕山一带去的途中所作。北望燕云诗人有无限感慨,此次北去,吉凶未卜,江水悠悠东去,象征南宋国运已一去不复返了
诗人与被俘人众怀着凄恻的心情被押往北方,途中步履维艰,却后退不得。举目北望,哪里是个尽头?眼中所见再也不是熟悉的故国风物,头顶天空再也不是故国的天空。“不尽头”,是指北国的云天苍茫弥漫,神秘莫测,这艰难的路程没有尽头。这三个字透露出诗人前程未卜、追怀故国、难舍难休的心态。第一句就以沉缓迷惘的语气奠定了全诗缠绵惆怅、凄神哀肠的感情基调。
第二句写大江东流的壮阔之景。面对浩大之物,人们往往感到宇宙时空宏大永恒,人生渺小短暂,既而或看破红尘,游戏人生,或情动于中,积极奋进。诗人正处此境,面对这永不停歇的江水,感慨万千。“水悠悠”似乎说诗人的痛苦永无断绝,象悠悠的东流水一样。孔子指着江水说“逝者如斯夫”。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而诗人心中的亡国之思随时间的推移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像江水那样滔滔不停永无尽期。江水悠悠,心潮起伏,诗人或许也想到人世更迭,人生荣辱之变,但最为刻骨铭心的却是故国之思,是对国事变迁的沉痛追怀。故国往事是否如流水逝了?时光之水是否真能冲刷掉心头的哀伤愁绪?诗人以“大江东去水悠悠”的壮阔之景衬托心中难耐的孤凄无助、恍然如梦的思绪,传达出哀怨、惆怅、悲凉的心境。
“夕阳一片寒鸦外”,化用秦观的词:“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因正是眼中所见,真情实景,便自然无痕,不觉生硬。画面很简单,夕阳渐沉,暮色苍茫,寒鸦归巢。但那种孤寂清冷、悲凉凄恻的情绪却深入人心。这动人心弦的画面与前两句所述是同一双忧郁眼睛所见,同样都折射出诗人心中的苦楚,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目断东西四百州”,读至此处,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喟然长叹。环顾四野,高天长云,大江东流,夕阳寒鸦,暮色暝暝,故国神州何处?我身何处?“目断”是思而望,望而不见。从诗的第一句起,诗人就开始了寻找,东西南北望断,只落得心中一声无奈的叹息。“四百州”说明了魂牵梦绕的故国曾经是地大物博、国强民盛,而今再也寻不见了。国势衰微至此,连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想想真是泪眼望穿,愁肠寸断。
“望”字起到全诗景物描写的统领作用。四句诗只写一个“望”字,紧紧围绕一个“望”字来写。北“望”燕云,不知命运如何;眼前“望”着大江东去,无力挽回颓势;向东西的四百州一“望”,不胜依恋之情。
“大江东去水悠悠”抒发了作者身处国家衰亡不可挽救之时的悲痛心情,侧重现实,这不同于苏轼的,苏轼的诗句表达的是对历史流转、英雄不在的感慨,侧重怀古。
评价:读后我们仿佛能看到他那缓缓四顾的身影,他那忧郁渴念的目光,听到他那失望无奈的叹息。他曾有诗“书生空有泪千行”,说的就是这种心情,他只能低吟亡国之音,寄托“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李钰的《湖山类稿跋》评汪元量诗:“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从此诗可见一斑。
这是一首纪游诗,也是一首理趣诗,首联写游月陂堤,中间二联从秋色和秋声方面表现主观上的闲静与自然界的幽静合二而一,尾联写诗人的感触。这首诗写写“静观自得”,作者把秋色、秋声、秋气、秋水描绘得形象动人,意境恬静清新,声韵和谐,对仗工整。
从首联可以看出,在一个天高气爽、月明如水的秋天夜晚,诗人登上月陂堤岸,东走西游,悠然四顾。江面茫茫,月色溶溶,向北望去,看到那百尺高台,宛若天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此时登上月阪堤,也是心与物会,景与情融,自然涌出颔联两句“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秋气萧瑟,“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万物自然改颜,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程颢对秋气,似乎并不如欧阳修那样“噫嘻悲哉”他依然是“闲来无事不从容”,那么悠然自得的“一樽聊为晚凉开”,斟上一杯美酒,冲冲凉意,乐在其中。三、四两句对仗工整而简练,“改”“开”二字有声有色。
颈联“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即中的“闲”、“静”二字进一步写自己心境的从容自得。移情于物,明明是自己心境 “静”、“闲”,仿佛大自然界的万物也是“闲”、“静”的。蓝天白云倒映于绿水碧波之中,是因为“闲”,淙淙的泉流之响,是因为树木的幽静。“泉声静自来”可直译为“泉声自静来”,是“鸟鸣山更幽”的逆向思维。观水面闲云之影、听林下流泉之声,这对程颢来讲当然是惬意的,不同于俗人为名利奔走,因事务而缠身。
末联抒发自己的人生哲理:“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他认为人世间有些事,说不上有什么来由。繁杂而无头绪,不值得去认真计较。人生待开怀时且开怀,只要逢上佳节,约上几位知交,重游月陂堤,相陪举杯痛饮,就会感到无穷的乐趣。
此诗声韵和谐,对仗工整。在程颢的笔下,月陂堤内外,林含情,水有意,泉有声,物体志。显然是作者追求超凡入圣、清静自如的理想境界。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