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四月，苏轼第一次吃到了因博得过杨贵妃的一笑而闻名的荔枝。经他的品赏，荔枝本身就被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不是给“妃子笑”作陪衬的物品了。相反在诗里，妃子倒过来只成了荔枝的陪衬，一起作为陪衬的还有山楂和梨，都被荔枝比下去了。与荔枝同享赞美的是作为荔枝伴侣的松、桧和品味相像的江鳐柱、河豚鱼，而杨梅和卢橘则因为比荔枝稍为早熟，许其为“先驱”。东坡先生一边喝着桂花酒，一边饶有兴致地作着点评，令人感到情趣盎然，而细读之下，却又寓意良深。荔支的“厚味”和“高格”原是东坡先生的人格像喻，“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寓含着不需要皇家的赏鉴，其自身的美便具有价值的意思。
与黄州时期咏海棠的诗相比，虽然都是以物自比，借物抒怀，但含义很不相同。海棠诗是一片凄清寂寞的氛围，诗人与海棠孤独相对，同病相怜；此诗却显得热闹，为荔枝找了许多先驱、陪衬和伴侣，仿佛并不孤独。海棠是那种流落异邦、得不到欣赏的美，荔枝则是自具风姿、远处南方的云山之上与松桧同老、不必等待欣赏的美。所以，写海棠诗的苏轼心怀孤傲不平之气，写荔枝诗的苏轼则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颇为放达自适。所谓“南来万里真良图”，这远离朝廷、没有霜雪打击的南方，才是适宜于荔枝生长之地，回顾北方的霜雪之下被困的山楂和梨，真是粗俗之物了。
因此，作此诗的次年，苏轼再次吃到荔枝的时候，就更明快地表示：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诗题取第一句中的四个字，是李商隐诗中公认较为难懂的作品之一。诗歌看去内容散乱，解构松散，难以建立联系，然而若把握了诗人心理的变化，诗的脉络就不难发现。
这首诗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和逻辑联系，凭借心里直觉反映内心的微妙变化，跳跃性极强，但也显得晦涩难懂。李商隐的著名诗作《锦瑟》和《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进行结构，章法手法上都与《银河吹笙》相似。因此在解读上也十分相似。
首联写吹笙的环境，用暗示的手法，烘托凄凉景象。诗人在平明十分，徘徊在微冷的院落之中，满腹愁绪地遥望着银河，靠吹笙向上天传达自己的诉求。“怅”、“寒”、“冷”三字虽描写的是环境，却渲染了冷寂的氛围，暗示诗人内心的凄然。“银河”意象出现，诗人用以与自己的处境对比，暗示自己的处境尚且不如一年才能见一面的牛郎织女。诗人触景生情，使心境与环境融为一体，互相证明，互相沟通，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悲伤。
颔联记述了诗人吹笙的内容。“重衾幽梦”指夫妻生活美好和谐，尤如梦幻。李商隐虽仕途坎坷，却遇到了一位对他不离不弃的妻子，李商隐对她尊重、怜爱有加。然而妻子早亡，诗人悲恸欲绝。因此诗人在这里只能在回忆中回想当时种种过往，沉浸在梦幻的幸福与温馨中。但是诗人的美梦却被中断，现实无情地敲醒了诗人，美梦幻灭的诗人更为痛苦。他感觉自己就像窗外孤苦伶仃、通宵惊啼的雌鸟一般。李商隐始终处于幻想和现实之间，被梦想破灭的痛苦折磨着，内心失落而孤独。
颈联写眼前景物，虚实结合，全写景而落于情。诗人看到曾与妻子游赏的地方，不禁幻想当时的情景。月光温润如玉，像一片轻纱一样笼罩着台榭边的繁花，此时这些迷人的小花，应该在春雨的滋润下花繁叶茂了。然而就在此时，现实击败了梦魇，一阵寒风透过窗外，屋内红烛摇曳不定。透过布帘望向窗外，一片萧瑟，青霜带寒，凄凉至极。两句一扬一抑，先写夫妻间形影相随的温馨场景，进而寒风刺骨，将诗人从梦幻中拉回现实。他猛然惊醒，才念及斯人已去，空留断壁颓垣。在大起大落的对比中，传达诗人内心极大的思念与痛苦，虚实相映，不见斧凿，是真情流露。
尾联抒发诗人的梦想与执著。夜半时分，他像王子晋一样吹笙，不过是效仿湘灵，借音乐抒发内心矢志不渝的痴情，并不是要升仙。诗人连用两个典故。上句“缑山”取典汉刘向《列仙传》，该故事讲王子晋好吹笙，最终在缑山成仙。下旬“湘瑟”取典干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题由《楚辞》中“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中摘出。湘灵是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在洞庭湖溺水死后成为湘水女神。两个典故的运用，表明了自己对爱情的执著纯真，感人肺腑。
此诗安排巧妙，看似散乱而实则严密。同时敢于打破常规，体现了诗人意识的流动和情绪的微妙变化。诗人多用对比手法，乐景哀景交替出现，渲染诗歌悲伤氛围，极其动人。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
《咏红梅花得“红”字》是《红楼梦》中邢岫烟所作，该诗和《咏红梅花得“梅”字》、《咏红梅花得“花”字》都出自小说第五十回。书中众人在芦雪庵联句，贾宝玉写诗“落了第”，被罚往栊翠庵折红梅花。大家又叫新来的邢岫烟、李纹、薛宝琴每人再作一首七律，按次用“红”、“梅”、“花”三字做韵。专命折得红梅的贾宝玉做一首《访妙玉乞红梅》诗。
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作者曾借王熙凤的眼光介绍邢岫烟虽“家贫命苦”，“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她的诗中红梅冲寒而放，与春花难辨，虽处冰雪之中而颜色不同寻常，隐约地包含着这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