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绘了一幅线条明快简洁且充满生机活力的淡墨山水图，借此来表达诗人渴望能早日摆脱世俗的一种坦荡淡泊的情怀。全诗风格平淡浑朴，采取象征手法，写景寓志，以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恬淡的胸怀与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言浅旨远，意在象外，寄托深厚，理趣盎然。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太平山上的白云泉清澈可人，白云自在舒卷，泉水从容奔流。
起句即点出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在苏州市西二十里。“此山在吴中最为崷崪高耸，一峰端正特立”（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五），“巍然特出，群峰拱揖”，岩石峻峭，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依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号称“吴中（今江苏苏州）第一水”，泉水清冽而晶莹，“自白乐天题一绝句”，“名遂显于世”（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山》）。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里暗中却呈现为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心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白云泉啊，你又何必冲下山去，给原本多事的人间再添波澜。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至二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十分繁忙冗杂，“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泉水，对照自己“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生。自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以后，济世的抱负和斗争的锐气渐渐减少，而“知足保和”、独善其身的思想则逐渐增加。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深深感到“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渴望能早日摆脱恼人的俗务。结尾两句流露出“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的情绪，集中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是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帘中却呈现为：“云自无心水自闲”。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澈，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这首诗中，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了国色牡丹的姿色，形象生动地描写了牡丹花的美，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欢欣之情。该诗清新灵动，诗情中富含画意，为咏花之佳作。
唐诗中以“国色”言花，前未听闻，而至大和年间白居易咏石榴花，李商隐咏牡丹花皆以“国色”称之，而此牡丹诗应为唐以“国色”咏花之先，而成牡丹“国色天香”之名。
前两句分别从视觉嗅觉两种感官写牡丹之美，开篇写牡丹之色。国色朝酣酒，何谓国色，作者不言红，更没有繁复的说何种红，只言醉酒二字，精炼准确的写出牡丹之色，让人直观的感觉到牡丹色泽之美。
而染衣之说则是以文字，用侧面描写衣香道出花香的浓郁。用委婉的表达却更能准确的传达出香的意义，所谓诗味皆指此中意味。“酗酒”、“染衣”这样的遣词，亦使得诗文有种浓烈之色。
丹景春醉容，诗人再一次写到了“醉色”，春日与牡丹相映而红，甚至整个春天都被这颜色染醉了，再次赋予诗作强烈的色彩感，诗中有画意。
最末写晚景，不言天色已晚不舍归去，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让月亮问什么时候回家，其中天色晚和沉醉的意义都有了，而这些都是为了说明牡丹之美。
这首诗含蓄、典雅，对仗工整，尤其是“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两句成就了牡丹“国色天香”之名，从此“国色天香”就成了人们对牡丹的代称。国色，是说牡丹的品位最典雅庄重，而非单指其花色；天香，是说牡丹的韵味最自然高贵，而非单指其香气。诗人用“国色”将牡丹之美推崇到至高境界，而用“天香”二字赋予牡丹宗教般的圣洁气质。
唐代诗中有画之作为数甚多，而这首小诗别具风味。恰如刘熙载所说：“画出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善书者必争此一笔。”（《艺概·书概》）此诗题旨在一“望”字，而望中之景只于结处点出。诗中所争在此一笔，余笔无不服务于此。
诗中提到雨霁，可见作者登山前先于溪上值雨。首句虽从天已放晴时写起，却饶有雨后之意。那山顶佛寺（精舍）的钟声竟能清晰地达于溪上，俾人“遥闻”，与雨浥尘埃、空气澄清大有关系。未写登山，先就溪上闻钟，点出“柏林寺”，同时又逗起舟中人登山之想（“遥听钟声恋翠微”）。这不是诗的主笔，但它是有所“拱向”（引起登眺事）的。
精舍钟声的诱惑，使诗人泊舟登岸而行。曲曲的山间小路（微径）缓缓地导引他向密密的松柏（次句中只说“松”，而从寺名可知有“柏”）林里穿行，一步步靠近山顶。“空山新雨后”，四处弥漫着松叶柏子的清香，使人感到清爽。深林中，横柯交蔽，不免暗昧。有此暗昧，才有后来“度”尽“深松”，分外眼明的快意。所以次句也是“拱向”题旨的妙笔。
“度”字已暗示穷尽“深松”，而达于精舍──“柏林寺”。行人眼前豁然开朗。迎入眼帘的首先是霁后如洗的“青山”。前两句不曾有一个着色字，此时“青”字突现，便使人眼明。继而吸引住视线的是天宇中飘飖的云朵。“霁后云犹在”，但这已不是浓郁的乌云，而是轻柔明快的白云，登览者怡悦的心情可知。此句由山带出云，又是为下句进而由云衬托西南诸峰作了一笔铺垫。
三句写山，着意于山色（青），是就一带山脉而言；而末句集中刻划几个山头，着眼于山形，给人以异峰突起的感觉。峰数至于“四五”，则有错落参差之致。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峥嵘的山峰犹如“画出”。不用“衬”字而用“画”字，别有情趣。言“衬”，则表明峰之固有，平平无奇；说“画”，则似言峰之本无，却由造物以云为毫、蘸霖作墨、以天为纸即兴“画出”，其色泽鲜润，犹有刚脱笔砚之感。这就不但写出峰的美妙，而且传出“望”者的惊奇与愉悦。
这才是全诗点睛之笔。只有经过从溪口穿深林一番幽行之后，这里的画面才见得特别精彩；只有经过登攀途中的一番情绪酝酿，这里的发现才令人尤为愉快。因而这里的“点睛”，有赖前三句的“画龙”。用刘熙载的话说，那就是，诗人“争”得这一笔的成功，与“余笔”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